现代化的觉悟——在我国，广大知识分子队伍蕴藏着的巨大能量仍然有待于进一步释放。襄樊工业起飞所显示的只是一次小小的“原子爆炸”。那么，谁是引爆的“中子”呢？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现代化的觉悟
——在我国，广大知识分子队伍蕴藏着的巨大能量仍然有待于进一步释放。襄樊工业起飞所显示的只是一次小小的“原子爆炸”。那么，谁是引爆的“中子”呢？
本报记者　艾丰
1979—1981年，襄樊市工业产值翻了近一番，利润增长的幅度更大。人们在探究着它起飞的动力。
生活展示的逻辑
历史常发生有趣的巧合。公元三世纪初刘备“三顾茅庐”的地方——襄樊，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发生了类似的故事。
1980年夏季的一个傍晚，一辆小轿车在西北某城市大街上匆匆行驶，车上坐着湖北襄樊市分管工业和科技工作的市委副书记李世久等同志。他们是在本市发展轻纺工业的进程中遇到困难，来这里求贤的。临行前，市委常委会上，书记王清贵、副书记王根长，还有其他常委发表了一致的看法：“房子准备好，新盖的几幢楼，留给新来的科技人员住。”“家属户口问题，也要解决好。”……省委领导同志特意为他们此次求贤写了亲笔书信。——担子不轻啊！
汽车在一座大楼附近停下。当地一位局长住在这里。先去联系的同志出来说：“局长不在家。”
第一次拜访不遇，有的同志产生了疑虑：莫不是有意回避我们？有的同志有些发火：“不给人，也不能把我们拒之门外呀！”李世久笑笑说：爱才之心，人皆有之。我们情况没讲清楚，可不要学张飞哟。
一周以后，第二次拜访。对方接待是热情的，不过局长为难地说：“对不起，我们厂厂扩建，没有人给你们。”李世久同志说：“你们是大城市，人才多，有些技术骨干，如果在你们这儿有些实际问题不好解决，我们城市小，可以解决。象夫妻分居、农村户口、子女就业等等。”“你们能够解决？”“能”。“这类问题，我们系统不少，头疼得很。要是——”局长发生兴趣了，他们也在为这些事着急呀。
几天之后，第三次拜访。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不过具体事宜请找副局长。
接着便是四访住在市郊的副局长。一次、两次、三次，到了第四次，副局长感动了：“干脆不要转那么多弯子了，就由我们局的组织部门直接给你们办！”
求贤之门终于打开了！半年之内，127名科技人员，陆续从这个城市来到襄樊。
为求贤所做的大量工作，当然不止这“七顾”。这类求贤故事，又何止发生在一地！七十年代初到现在，从上海、从天津、从北京、从西安、从其他一些地方，他们求到了科技人员800多名。
襄樊的领导和群众，对知识分子有一种“特殊感情”。十年动乱期间，市委敢于从外地大量“收罗”“臭老九”，“只此一家”地给科技人员授职称。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又首先解决了科技人员家属的农村户口问题，在住房、调资等方面，把科技人员摆在优先地位。群众的反映呢？一位局长说：这几年分房子，矛盾很多，常有人来我这里提意见。有工人反映干部的，有工人反映工人的，但未有工人说科技人员特殊的！
这是为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襄樊人总要回顾这个鄂西北中小城市的工业发展史。谁能忘，创业之初，硫酸厂不能投产，造纸厂蒸球炸裂，化工厂工人中毒，橡胶厂轮胎放炮……只是在请进了科技人员之后，硫酸厂出了硫酸，造纸厂出了好纸，化工厂出了合格品，橡胶厂出了为二汽配套的产品……
生活展示给他们的逻辑如此简明：为了人民利益必须发展生产——为了发展生产必须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为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襄樊市科委主任鄂万友说得好：“实践教育了我们，三中全会鼓舞了我们。如何对待知识分子，是关系‘四化’全局的事。它检验着我们每个人的现代化觉悟。”
历史赋予的责任
知识分子被请到襄樊，自然也有不同议论：这些人无非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
“这种看法不对！他们是支援襄樊工业建设来的，这才是本质。”市轻工局党委书记、局长徐孝经是为知识分子说公道话的领导干部之一。他和局党委其他成员既善于宣传知识分子的劳动成果，为知识分子“鸣锣开道”，又细心体贴知识分子的实际困难。从去年开始，他们着手对全局所属单位的203名大学、中专毕业生的情况作全面调查，徐孝经发现，这些人平均年龄40岁，平均工资57元。他呼吁：“知识分子待遇应该提高。”
徐孝经是个“大老粗”出身的干部，只上过一年半小学，当过互助组长、农业社主任，做过公安工作。调到工业战线后，最近几年同知识分子才有了较多的接触。他发现，这些人有知识，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能解决。化工厂氟气污染，人受害，树中毒，自己急得没法儿，科技人员搞了回收装置，毒害消除了，每年还可增加几万元的收入。他还发现，这些
“文化人”并不象过去说的那样“不好接近、不好说话、不好领导”。他痛感“左”的偏见多么可笑，可悲，一方面，谁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读书，另一方面，一旦有了知识，就被认为“不可靠”！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使他很快认识到，实现领导班子的知识化、专业化的任务，是同实现“四化”的历史任务同时到来的。在他和其他局领导同志积极建议下，一位工程师在去年被任命为副局长。
从消除知识分子“不好领导”的成见，到积极推荐知识分子参加领导班子，三中全会后的几年，徐孝经的思想走过了这样的历程。他的眼光望得远：“历史把我们推上领导岗位，我们又担负着把知识分子提上来的历史责任。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自己又不重用，这不是个人问题，我们要向历史负责。”
徐孝经同志只是襄樊许多党的工作者的一个代表。这种思想上的变化，正在更大的范围内发生着。襄樊市棉织厂，在六十年代初，曾以“寸纱不落地”精神，成为全国勤俭办企业的五面红旗之一。怎样发扬这个优良传统？1982年7月，棉织厂举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厂长、副厂长的时候，这里的干部、群众表现了一种新的觉悟。职工代表们发表了这样的议论：“名牌厂生产不出名牌产品，经济效益不行，算什么勤俭？”“生产管理这条线太薄弱，手工业方式。”现任厂党委书记王汝秋、厂长李福敬更是着急，他们饱尝了因缺乏科学知识不能及时“拍板”的苦涩滋味，早就向上级请求派科技人员进领导班子。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原来主管生产的副厂长王炳忠。这位五十岁出头工人出身的干部，多年来勤勤恳恳，哪个车间里，哪台布机下，没有他的足迹和汗水呢？但当他感到自己文化低，不能胜任现在工作的时候，便诚恳地向领导和职工代表提出，他不再做副厂长的候选人了。他说：“这说明我们的事业发展了，是值得高兴的事儿。”这位共产党员以他的现代化觉悟，获得了同志们更深的尊敬。
选举结果公布了，新提的两名知识分子副厂长候选人全部当选。领导、群众，选上的、落选的，大家都满意，都舒畅，因为看法是一致的：只有“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班子，才能更好地领导大家干“四化”。
对“一部分”的认识
肖钧被任命为市毛纺厂党委书记以后，碰到的第一个棘手问题是：工程师林海山被任命为副厂长已经半年多了，但任命书压在原厂的一个领导干部手里，始终不向工人群众公布，理由是这个人“思想意识有问题”。
肖钧走访设备科，正在画图的林海山见面就提意见：“肖书记，为什么不敢重用我？我建议把毛纺厂划分成几个分厂，你交给我一个厂，再交给我几个人，我保险可以搞好！”
老肖想，怪不得别人有看法。单凭这段话，扣上个“吹牛”，再扣上个“抓权”，那是容易的。但是，肖钧想，1957年中专毕业的林海山，1975年就来到这个厂，又是全厂唯一学毛纺的科技人员，他当然会有想法。对权力问题，既然我们把各级领导看成是人民的勤务员，那为什么又要把任何想当勤务员的念头都不加分析地认为是“野心”呢？
根据肖钧的提议，厂里组织了调查组，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一个月之后，调查组拿出了报告。林海山的优点是：一、毛纺专业毕业。二、有实践经验。三、能吃苦，干工作不搞则已，一搞必成。四、能积极出主意想办法。五、有事业心。六、有组织能力。缺点是：一、好说大话。二、对别的技术人员有时不服气。优点突出，缺点，需要帮他改正，但这并不足以影响他担任副厂长。任命书在扣压了将近一年之后，终于向群众宣布了，林海山以更大的干劲投入了工作。在襄樊，象肖钧同志这样正确看待知识分子的干部是不少的。
这看来极普通的事，又是多么难得呀！一些年来，“左”视眼流行，知识分子被看成异己力量，对他们的缺点（有些还不是确实存在的）有时简直达到令人难以理解的挑剔的程度。同是说句大话，在一般人身上，是“心直口快”，轮到知识分子，就是“目空一切”；同是“固执己见”，在一般人身上，是“他就那股倔脾气”，轮到知识分子，就是“狂妄自大，不服从领导”，……襄樊的党的工作者正是摆脱了这种偏见，确实把知识分子看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决不会他们有了知识，就没有了缺点；也决不因为他们有缺点，就不是‘自家人’了。”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当有人说：“我们出大力、流大汗，科技人员坐在办公室写写画画，‘四化’是干出来，不是画出来的！”做为企业的领导者，你怎样认识？
不能用简单劳动的标准去要求、衡量和组织复杂劳动。这是襄樊市铜板纸厂党总支书记陈其才的回答。
这位初中毕业、当过炮兵、现年37岁的厂领导，可以说相
当“开明”。科技人员上班看业务书，他从不以“偷懒”为由加以干预。厂子办起了相当规模的资料室，购书权和优先借阅权交给科技人员。“知识分子知识不更新，怎么充分发挥作用？”
他积极赞成拿出经费每年派科技人员到各地轮回学习一二次，而且不强求每次都拿回成果。“脑力劳动并不总是立竿见影的。他们压力已经很大，何必再加压力？”
他支持企业花重金购买各种测试仪器。“现代工业是复杂的，没有这些，光凭眼看手摸鼻闻口尝，哪来的高质量产品？”
他桌上放着十来本经济管理书籍。“让科技人员更好发挥作用，这是我的工作。因狭隘而忌妒，是党性问题。”
这位年青的书记，相当深刻地理解了知识分子既是工人阶级普通一部分，又是特殊一部分的辩证关系。
“原子”释放的能量
具有现代化觉悟的各级领导干部就是“中子”，在众多“中子”撞击下，知识“原子”的“裂变”在襄樊引人注目地发生了。一颗颗“原子”用他们的身躯发出了光和热。
工程师刘文华，1975年当他带着寒酸的行装来到用油毡棚作厂房的机床电气传动设备厂的时候，并没有后悔，不久，他带领其他同志研制成了震动位移测量仪，在检验进口精密机床中立了功，获得一机部科技成果奖。
肖仰山等八名工程师，从某整流器研究所来襄樊以后，家属也分别从川、甘、浙、晋、粤聚集到这里。家属就业，本人提级，每家收入都增加了。“还有什么可想的？就是干好工作！”这八个人，从工艺、结构，到仪表测试，为襄樊仪表元件厂组成了可控硅制造的一套人马。他们厂生产的快速可控硅元件，产量占全国的60％。
市铜板纸厂的王德瑞，1980年可谓“六喜临门”：入党、提副厂长、调资、晋升工程师、搬进三室一厅新居、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奖。这六喜，没有一项是非分的，但这位啃书本的老实人不安地说：“这一切来得太快了，我只有日夜加紧工作。”他们厂的产品——在全国评比获得质量第一名的特号铜板纸，包含着他多少心血！
红卫化工厂工程师常广训，获得了“一个人救活了一个厂”的赞誉；工程师乔云山和其他同志一起，研制成了汉文宽行打字机；工程师王兆雄参加了市里组织的“技术野战军”，先后参加过22个攻关“战役”；工程师李振田研制成功的常温清洗剂，被国家经委列为50个重点节能项目之一……许多有水平、有竞争力的产品研制、试制、仿制、生产出来了。1981年全市62种考核产品，有14种获得中央部和省优质产品称号，一档一等以上的42种……
知识“原子”的能量得到验证了。仅仅是1，600多人的科技队伍，在党的领导下，同工人结合，谁能说得清他们已经做了和将能做到多少事情！
细心考察一下他们的情况，你会动心的：这些中年人，宝贝呀！他们的相貌大都超过他们的年龄，青春的乌发过早地离开了他们的头顶，衰老的皱纹提前爬上了他们的面庞。他们有思想觉悟，有业务能力，有生活负担。思想觉悟使他们不知偷懒，业务能力使他们承受重担，而生活负担又使他们不得安闲。他们在追求着，拚搏着。十年动乱的代价，如今还在付。为“四化”做出贡献的事业心，更日益热切！
珍惜这些宝贵的财富——尽管不是所有问题都是地方上可以包揽解决的，但有远见的襄樊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正在尽自己的可能这样做。现在，襄樊市委、市政府和市科委，又在进一步考虑知识分子的学习、提高问题了。进修学院办起了，技术协作和交流的组织“繁星公司”办起了，投资近百万元的学术交流场所——“科技之家”正在加紧兴建。
他们的目标：襄樊不仅要吸引人才，还要提高人才，造就人才！“时势”正在召唤：让更多的现代“卧龙”、“凤雏”腾空高飞吧！（附图片）
这是今年从北京义利食品厂调到襄樊市食品厂任副厂长的工程师邱德球（右二）向市委副书记李世久（右一）汇报他提出的四项设备改革方案。新华社记者花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