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报刊陆续发表文章 就《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展开争鸣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文艺动态

部分报刊陆续发表文章
就《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展开争鸣
今年第二期《时代的报告》“本刊说明”发表后，上海、北京、安徽、辽宁、湖南等省市的一些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座谈会发言摘要，对“本刊说明”的某些提法展开争鸣。
狄英在《对一个提法的质疑》（1982年4月23日《文汇报》）一文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六年的提法，是一个古怪而有害的提法，它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和粉碎“四人帮”后的六年混同起来，相提并论。这提法“无意中否认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文艺界一直进行着两条战线的斗争。如果有所侧重的话，那末前一阶段主要是拨乱反正，荡涤极左余毒，批评‘两个凡是’观点；近两年来，则是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在继续批‘左’的同时，着重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如果认为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界只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好象‘左’的影响就不存在了，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安徽文学》1982年第六期发表了《对“十六年”提法的异议——本刊编辑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发言摘要》。一些同志在发言中说：今天存在的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是局部的、个别的问题，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文艺界的整体，更不是文艺的指导思想。及时指出和严肃批评这种现象，是应该的，必要的。但绝不能把局部的、个别的文艺现象当作一个历史时期总的倾向，更不能把它当作指导思想与林、江的反革命阴谋等量齐观。
1982年第八期的《文艺报》，发表了关林的《分清是非　辨明真相——评〈时代的报告〉第七期的反批评》一文，并加了编者按语。
按语说：1982年7月号的《时代的报告》上，发表了薛亮、方含英等同志的文章，对《文艺报》今年5月号发表雨东的报道《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对于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进行讨论和争鸣，以辨明其中是非曲直，是完全必要的，正常的。但是，在薛亮、方含英等同志的文章中，离开对问题实质的探讨，却说什么：“《时代的报告》今年2月号提出要‘重新学习’《讲话》之后，《文艺报》即召开座谈会进行指责”。仿佛《文艺报》是反对学习《讲话》的；又说：“尔后又在某地产生了一个所谓‘情况汇报’，这个‘汇报’一出来，《文艺报》奉若至宝，即作为内部情况向各地‘通报’，以组织围攻。”甚至说《文艺报》“是要动员舆论，组织围攻，把《时代的报告》打成极左刊物，并把它置之于死地”。必须指出：这类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以为，虚构出什么“开座谈会”、“‘通报’”、“组织围攻”等等情况，不仅无助于问题的澄清，而且助长了一种不正的文风，为正常的争鸣所不取。我们诚恳地希望在争鸣中不要采取这类方法。至于是非如何，广大读者自会有正确的评断。
关林在文章中说：一、《时代的报告》第七期的一篇文章写道：“我们用不着多费笔墨来描绘前一时期文艺界那种乱哄哄的局面”。另一篇文章说：“就来自‘左’的干扰而言，莫过于林彪、江青一伙横行的十年；就来自右的干扰而言，则又莫过于粉碎‘四人帮’后的近几年。”近几年来，确有少数人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原则，但这不代表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的文艺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党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时代的报告》把十年内乱期间指导思想的问题和近几年的问题相提并论，都说成空前严重的极端错误，根本不讲这几年党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二、《时代的报告》的反批评文章竭力把这场争论说成是要不要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争，是很奇怪的。党中央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以来，文艺界的多数干部群众是拥护中央的批评，积极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作斗争的。问题在于：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怎样估计当前文艺领域的自由化倾向？不能把纠正毛泽东同志的个别失误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把整个文艺的局面看成自由化的局面。人们批评“本刊说明”，是不同意它抹杀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的巨大成果，把拨乱反正的局面说成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局面。这就是分歧的根本点。三、围绕着《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出现了一场争论，这反映了人们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态度上的分歧。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我们的态度是：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但近几年来，也存在着两种错误的态度。一种是借口我们的文艺工作犯过“左”的错误，借口毛泽东同志晚年有过失误，否定革命文艺传统，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原理，甚至把文艺领域种种“左”的错误不公正地归咎于《讲话》。另一种则是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不承认毛泽东文艺思想有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向前发展的必要性，不承认在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基本原理的同时，也需要改正毛泽东同志文艺言论中的个别失误。《时代的报告》今年2月以来在“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栏目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提出的观点是很值得研究的。譬如今年第六期的一篇文章，对“文艺从属于政治”问题大发议论。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这个口号利少害多，但他们却认为指出这个口号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是“太偏激”了。这就不难看出，他们对待三中全会以来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是很不合拍的，持一种评头论足、怀疑否定的态度。
1982年第八期的《文艺报》，还发表了李何林的文章《我不同意〈文艺报〉和〈文艺动态〉的解释》。文章指出：《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明明只是提出《讲话》的遭遇这一个问题在‘十六年中’前后有‘左’的歪曲利用和右的反对；前十年、后六年分得很清楚，并没有‘混为一谈’；也没有把‘十六年’当作一个‘历史时期’，说‘十六年时期’，而是说在‘十六年中’”。“《本刊说明》不是在对‘十六年中’的文艺作全面的评价，更不是对后六年的文艺界的成绩作全面的评价，……只是说《讲话》受到的‘左’右两种遭遇，不涉及其他问题。为什么就是不全面或否定成绩，甚至和《决议》不一致了呢？这不是‘我说东，你偏说我没有说西吗’？何况《本刊说明》只是说‘后六年’‘有些人’反对《讲话》，‘陷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泥坑’，并未说很多人都是如此，这也符合我们六年来文艺界的实际”。
今年8月号的《时代的报告》，发表了署名为余一卒的文章《兴师动众为何来？》，对《文艺报》第五期雨东同志的文章《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反批评。各段小标题如下：一、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二、“十六年”一词错了吗？三、目前对文艺上两条战线的斗争究竟怎样谈为宜？四、思想，还要不要改造？五、症结何在？这真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该期还在“读者来信来论”专栏里附了四位读者的来信，对《文艺报》今年第五、六期发表的雨东、辛旭的文章进行反批评。
（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