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严于律己的共产党员——缅怀吴伯箫同志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一位严于律己的共产党员
——缅怀吴伯箫同志
楼适夷
得知吴伯箫同志逝世的消息，几月来对他病体康复的希望，终于黯然地消失了。遗体已移入太平间，不能上医院去看最后的一眼，匆匆上他家里去唁问遗属，不敢惊动他哀毁伤心的老伴，见了几位儿女，泪眼相向，把手无词，几句空言，亦难安慰他们老父新丧的悲痛。他们告诉我，父亲留下的遗言，不要开追悼会，不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默默火化，把骨灰撒到家乡的泰山。死者的意志必须尊重，那么，最后上医院去探望的那次，便成为与他永远告别的日子了。
与伯箫同志相知甚早，而相见较晚。在抗日战争后期的敌后，我在南方，他在北方。偶然的机会，得到一本远地传来的小册子，读到伯箫同志写的一篇报告文学：《一坛血》，叙述日本侵略军残酷烧杀，血洗全村，一位幸存的老人，偷偷汲取了满地的血液，储藏在一个坛子里，让所有活着的人，都记下这刻骨的深仇。同样在残酷的敌后斗争中，这一坛血和伯箫同志的名字，就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之中。以后，我又读到他在战争年月中所写的笔有风云的散文作品：祖国壮丽雄伟的山河，疯狂的法西斯侵略者和反动派的暴行，苦难人民所遭受的深灾重祸，和他们的刻苦艰辛，英勇卓绝的不屈的斗争。在他的作品中塑造出夺人心魄的艺术形象，他就是一位用笔战斗的战士。
当全国解放，胜利会师，在北京与他初次相见的时候，我才见到这位战士虽具有一副山东大汉的躯干，而神情气度，宛然是一位温文尔雅的恂恂君子，一位老成持重，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直到近年我们相处较熟，偶然谈起，我才知道他刚出学校，还在曲阜孔府当过家庭教师，给“衍圣公”孔德成教过英语，以后也一直从事学校教育。但当芦沟桥的炮声一响，这位孔圣人家的西宾，这位为学生爱戴的青年校长，却立即脱去长袍，穿上二尺半，率领一批学生，踏上抗战前线，并很快奔赴延安了。通过战争的长途，回到了和平的环境，就成为我所见到的形象了。
他是一位作家，他也是一位教育家，由于岗位不同，各人忙着自己的工作，长时期很少有私人的接触。待到我们有机会作亲切的来往，大家都已经互相以老相称了。我觉得自己已开始有些龙钟，而他却还是很轻健的，一起上四川参加会议，一路上舟船旅舍，他总是处处照顾别人，却不让别人去照顾他。他捷足先登，总是把好房好铺让给别人，而自己则抢先去占领较次的。遇事总是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不肯擅自作主。即使对年轻后辈，也总是谦和平易，处处关心别人的痛痒。因此和他共事的年轻人都喜欢这位可爱的老头子。和他相处，都觉得非常愉快。
他自处谨严，勤劳奉公，决不以年老而稍自放逸。在他的身上，始终保持着从延安带来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一直定时上办公处所，经常安步当车，或乘用公共的交通工具，没有十分必要，极少使用公家配备的小车。平时有事没事，总是他到我家来，我们谈这谈那，一聊便是老半天。送他出门，问为什么不坐车，他说，我们多聊一会儿，让司机同志在门外老等，心里不安，自己走走不是很痛快吗？我上他那儿去，看他的住房，与许多朋友比起来，可以说是最差的了。在一所破旧的院子里，进出道路高低不平，满院还有同院人添搭的土房棚舍，居室很窄，床铺、书柜、桌子都挤在一起，光线也很差。但他怡然自乐，不以为意，我们什么都谈，却从未听他对自己生活上说过一句话。
近年来，我们的队伍里有些不好的风气。有些同志被安排到领导岗位，接受一些工作任务，就先讲究用权，权力在手，谋私第一，安排铺张，引用私人，花公家的钱全不心痛，对个人的要求永无餍足。伯箫同志生性耿直，就是看不惯有这种习气的人，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倔老头。而那种人当然也看不惯他，反而以为他可欺，于是在背后克扣他，甚至当着面也有绝不礼貌的言语。我看他个人受些窝囊气，并不计较，但由此而贻误了工作，却使他非常伤心。
自从去冬以来，他身患不治之症，久滞病榻。他不爱住院，也不愿朋友上医院去探望。他不想使自己日益枯槁的神容，使朋友见了心里难受，特别年龄较大的友人，吃力地登上高楼的病房去看他，他心里感到抱歉。他不让我在病床边多坐一会，连连催促伴病的儿女，送客出门，为了怕激动了他，也就不敢强留了。在医院里稍稍有点缓和，又急急忙忙出院回家。听说他回了家，又上家里去探望他。这一回，他就不肯躺在床上见客了，不顾旁人的阻止，硬是挣扎着坐起身来，声带已经非常低弱，却宣泄起郁结在胸中的气愤来了。这对病人是极不相宜的，再三劝慰他别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把一切置之度外，安心养病。他把话锋转过来，仍不诉述自己的病苦，反倒问起探病者的健康，在我告别回家以后，还特地叫儿子给我送的治疗器的仿单，仿佛不是我去探他的病，倒是他来向我问疾了。他就是这样关怀别人而淡然自处的人。
如果我知道最后一次的探望已经是最后一次，那天我一定还要多坐一会，更多多地看他几眼。他躺在床上已经枯瘦得令人寒心了，微微睁开眼来，轻轻地笑了一笑，医生禁止他说话，我也就无话可说，只能这样地看着他，看着他，直到退出到房门口，还回头去望了望他的最后的一笑。
这最后的一笑，也跟最初的《一坛血》一样，将永远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直到我自己有一天也这样含笑而逝的时候。　1982，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