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人才·政策——访十二大代表周扬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教育·人才·政策
——访十二大代表周扬
　本报记者　丛林中　孟晓云
大家一坐下来，周扬同志就亲切地说：“谈什么问题呀？出个题吧。”
从1932年起，五十年来，周扬一直做领导文化、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我们就说：“请您谈谈知识分子问题吧。”
周扬笑了：“这个问题可以谈三天三夜，从哪里谈起呢？”
从教育谈起。周扬说，联合国有一个教科文组织，把教育排在首位，是有道理的。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没有各类人才，靠谁去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呢？所以说，根本的问题是教育问题。
周扬早年留学日本。他说：“人们一提明治维新，就讲如何富国强兵，不过三四十年，打败了俄国和大清朝；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也不过三十来年，成为经济大国。为什么？有各种原因和因素，但是重要因素之一是重视教育。”
翻开历史，日本人是这样写的：“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增进一般民众的知识。要振兴近代工业，就要有推进这一事业的人。”日本明治末年，就学率已超过95％，“直到今天，人们到乡村旅行时仍然可以看到，小学校舍大多是村中最好的建筑物，这表明日本人对教育的尊重。”二次大战后，日本称之为“黑暗时期”，财政拮据，国家荒芜。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要使日本复兴，除教育以外别无他途。”直到实现“奇迹般的经济发展”之后，日本人总结说：“不论是农业的技术革新也好，还是工业的技术革新也好，这种高水平的教育是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周扬和我们一道回顾了日本的历史以后，说：“不管日本教育的内容如何与我国不同，但普及了人民的文化科学知识，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最近日本文部省公然篡改历史，把举世皆知的对我国的侵略，说成是什么　‘进入’，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国以及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抗议。这就可见国民教育的宗旨还是头等重要的。”
“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对教育问题应该更加重视，也更有远见。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周扬接着说，“‘四人帮’批判‘知识就是力量’，是十分荒谬的。列宁说，‘知识，是劳动者争取解放的武器。’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四化，建设两个文明。如果一个民族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甚至不认识字，不会写不会算，精神文明从何谈起呢？‘五讲四美’很需要提倡，但如果没有普及教育做基础，那就会事倍功半。日本的经验确有我们参考的地方。”
我国三十年来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近几年，中央和地方都比较重视发展教育，挖掘财政潜力，增拨教育经费。但是总的说教育经费还是很低，在一些省市，以各种名义和手段挪用、克扣、挤占教育经费的事，也屡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周扬说：“应该调整物质和精神两种建设的关系。首先要有个恰当的比例。经济是基础，重经济建设是完全正确的，但不能因此而轻视智力投资，没有长远眼光，就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建设。我们是一个大国，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中应有个恰当的比例。”
周扬又说：“教育是传授知识的手段。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表明了对知识的看法。如果以为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也照样搞革命和建设，这是一种对待知识分子，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的观点，是极端荒谬的。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在一个文盲还很多的国家里，实现四化是很难想象的。”
话题转到知识分子。这几年，报章杂志对知识分子有不少议论，诸如知识分子的现状，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对知识分子的安排等等。周扬认为，关键是制定一系列保护人才、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政策和措施。首先要对知识分子现状有正确的估计。他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既是历史的总结，也是一个大政策。当然还要有各种具体的规定和办法。比如学位制，1958年聂荣臻同志就曾热心搞学位制，没有搞成功。现在，我们国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今年给一批研究生授了博士、硕士学位，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我想，学位制不仅是学术制度的一个变革，也是干部制度的一个变革。用什么来衡量干部，选拔人才？德才兼备是一个总的要求，你还得有一个具体的标准。以往也谈德才兼备，有的人实际上以资历为主。学位就是衡量学识。选拔干部不能凭资格，更不能凭关系，而要凭学识。德是最重要的，就是革命化，所以排在干部队伍四化的首位，年轻化指年龄，知识化和专业化呢，就是讲的学识、经验、智慧和才能。”
最近有一个电视剧叫《奖金》，说的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搞发明创造得了奖，妻子正计划着如何用这笔钱。可是等到奖金发下来，中间七扣八扣，名为200元，到手的只剩下15元。周扬感慨地说：“这里就有个政策问题。政策要落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个剧所反映的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使人看了有啼笑皆非之感。”
阳光泄进窗帏。周扬靠在沙发上想了想说：“还有一个大政策，就是双百方针。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发生了十分可喜的变化，这种变化从哪里来？来自党中央关于农业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调动了几亿农民的积极性。对知识分子，也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四化才有希望。而最能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这一条，光靠奖金不行。”
　“您做了五十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您能谈谈有什么经验教训吗？”我们话一出口，又觉得这个问题提得有些唐突。
周扬没有介意。他眯起双眼向远处凝望着，然后轻轻地说：“我常想，为什么知识分子那么怀念周总理？他对知识分子既严格要求，又体贴入微，百般尊重和爱护。他在百忙中关注着一个又一个有成就的，有缺点的，有困难的，受挫折的各种各样知识分子，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在知识分子眼里，他既是可尊可敬的国家领导人，又是一个可以亲近可以信赖的朋友。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有一个把积极性调动到什么方向去的问题。是调动到为名为利的个人主义的方向去，还是调动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方向去，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文化工作的方向。特别是文艺知识分子，他们很敏感，常常是一些很有才能的人。我们要爱护他们，注意他们才能发展的方向，使他们永远保持和人民的联系。”
围绕着我们提出的问题，周扬还讲了许多意见，限于篇幅，我们想把他的意见概要地表述如下：
第一，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为知识分子正名，平反冤假错案，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提拔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评定和晋升业务职称，建立学位制，改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目前，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思想影响仍然存在。还要继续花力气，做工作，清除这种影响。
第二，“左”的东西不能简单归结于哪一个人，我们老一点的同志也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制定和执行了某些“左”的东西。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不论是三十年代，还是建国以来，我对自己的缺点错误持批判态度。干革命总难免要犯错误，我们需要的不是忏悔，而是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第三，时代在变化，不让它变是不可能的。时代的潮流不可阻挡。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工作，我们只能加以引导，真正做到循循善诱，使之符合党的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对于我们一时看不惯的东西，也要慎重对待，想一想是别人错了，还是自己保守了？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我们既要克服“左”的思想，又要反对自由化倾向，经常想一想，警惕自己，有好处。
我们要告辞了。周扬兴致勃勃地说：“‘十二大’有这么多知识分子代表参加，也是新的气象。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地位的提高，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象征，我是很高兴的。这也标志着我们党的事业大有希望。”（附图片）
十二大代表周扬同志。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