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中国哲学史范畴的研究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开展中国哲学史范畴的研究
方克立
范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网上的纽结。黑格尔说：“既然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则哲学上的区别更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47页）这话完全符合思想史的实际。中国哲学在佛教传入以前，完全是独立发展的，早已形成一套特有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它显著地不同于古希腊罗马哲学，也不同于古代印度哲学。印度佛学曾给汉唐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以强烈影响，但是它如果不和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相结合，就决不可能在中国生根。所以，宋明以后的哲学除改造和吸收了少量佛教哲学范畴（如“能”与“所”）外，基本上还是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哲学的一套概念和范畴，自成系统，独立发展，直到近代以前均无改观。源远流长的中国哲学具有内容丰富而又极有特色的概念、范畴体系，就它内容的深度、广度和所反映的哲学思维水平来说，决不逊于其他任何国家、民族的古典哲学。
可是，在我们过去的哲学史研究工作中，对范畴这个重要方面恰恰注意不够。我国传统哲学中有哪些主要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本来涵义是什么？它们是如何演变发展的？对于这些一直缺乏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同时，对中外哲学概念、范畴的异同也缺乏深入的比较研究，因而不能清楚地认识我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和发展水平。
有些外国哲学范畴，本来是按照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翻译过来的，如“范畴”的译名本身就是取《尚书》“洪范九畴”之义；而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时候，人们逐渐养成一种习惯，即按照西方哲学范畴或现代哲学语言的涵义去了解中国古代哲学范畴，这样不仅抹煞了中西哲学范畴的区别，而且也容易忽略古今哲学思想的不同特点。
我们认为，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中，对照和学习、借鉴西方哲学史是很必要的，开展中西哲学概念、范畴的比较研究也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东西方哲学提出的问题有共同性，使用的概念、范畴也有许多本质上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语言表达形式上又有很大的差异，由于历史传统和哲学思想发展的具体道路不同，它们所包括的内容和涵义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时候，就不宜拿西方哲学范畴去生搬硬套，而必须具体考察它们的本来涵义及其发展演变，找出和西方相类范畴的同与异。只有科学的比较研究才是认识中西哲学范畴的共性和个性的有效方法。
中国哲学史上有一些概念和范畴，在西方哲学中很难找出一个与之完全相当的概念、范畴来，甚至也难以用现代哲学语言准确地翻译与表达，如天、道、理、气、神、诚、太极、太虚等等就是如此。它们是中国传统哲学特有的概念和范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这里有很复杂的情况。有的范畴如“道”，和西方哲学中的“逻各斯”意义相近，但是，这两个范畴在中西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同的。语言文字的多义性，也造成了某些中西哲学范畴涵义的差别。如“神”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至少有三个涵义：一是指鬼神、神灵之神；二是指宇宙间微妙的变化，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三是指人的精神，与形体相对谓之形神关系。如果把中国古代哲学中讲的“神”，一概理解为西方宗教神学讲的人格神，那就难免要闹笑话了。中国古代的许多概念、范畴，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往往有不同的涵义，很难和某个西方哲学范畴完全相当。如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就明显地有自然之天和意志之天的区别。讲天人关系至少有两种涵义：一是指人和自然的关系，一是指人和神的关系。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学不际天人，不足谓之学。”（邵雍语）可见“天”与“人”这对范畴在中国哲学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表述方式和西方也是不一样的。
中国哲学史上有一些概念和范畴，它们的涵义和西方相类的概念、范畴基本一致，如有无、动静、心物、形神、名实、知行、同异、因果等，大体上相当于西方哲学讲的存在与非存在、运动与静止、意识与物质、形体与精神（身体与灵魂）、概念与实在、认识与实践、同一与差别、原因与结果等范畴。但这还只是语言形式和基本涵义的相近，而它们在中西哲学不同的发展道路上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的，通过对这类范畴的具体分析和比较研究，可以认识中西哲学的不同特点和发展水平。例如“知”与“行”这对范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认识与实践的意义，但却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我们今天讲的认识与实践。它不仅有一般认识论的意义，而且还有特殊的伦理学的意义。从孔孟到程朱陆王，他们的知行观都主要是讲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关系问题，伦理学的意义超过了认识论的意义。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知行学说，则比较重视知行范畴的认识论意义，强调行先知后，知是从行中来的，又必须接受行的检验。但是，从荀子到王夫之，他们的知行学说都未能摆脱封建道德论的影响，而且往往是当他们把认识论问题和道德修养问题混淆在一起的时候，就立即滑向唯心主义。只有发展到近代孙中山的知行学说，才具有比较完全的认识论意义。我们从知行范畴的历史演变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的特点，它是和伦理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的先哲历来以涵养为致知之道，致知的目的又在于道德的提高，以求达到圣贤之域。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主要是和自然科学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则主要是和道德修养方法联系在一起的，二者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别。
中国哲学史上还有一些概念和范畴，往往也很能表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和水平。例如“体”与“用”这对范畴，自从魏晋时期明确提出以来，就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家认识世界的一对重要范畴，特别是成为他们回答哲学基本问题时经常使用的一对范畴。体即本体或实体，它是指永恒的、内在的、根本的东西；用即作用或功能，它是指从属于“体”的、可变的、外在表现的东西。王弼最先用“体”“用”这对范畴来论证“以无为本”的唯心主义命题，范缜则提出了“形质（体）神用”的鲜明的唯物主义观点。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认为一切作用都是实有其体的东西　（物质）产生的，提出了“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的认识论原则，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体用论的科学精神。西方哲学中没有体用范畴，但是有与其意义相近的实体与属性这对范畴。中国古代的体用范畴，除了本体和作用、实体和属性的意义之外，还有根据和功用、本质和现象、必然和偶然、全体和部分、主要和次要等多重涵义。这对范畴在魏晋隋唐时期被突出地提出来并加以广泛运用，说明那时中国哲学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理论思维水平。
一些同志提出，挖掘中国哲学的特点必须抓住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有一点可以肯定：只有通过具体范畴的分析研究，才能把握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以及在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中，朴素的辩证思维是很发达的。中国人看事物，注重它的发展变化，把它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多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去规定它的特殊本质。这大概就是李约瑟博士所说的“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的主要内容，这种“辩证逻辑”是通过一系列概念、范畴的发展演化和相互联系所构成的复杂图画展示出来的。我们从一些重要概念、范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不仅可以看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事实上还常常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
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最终目的，是要揭示中国哲学发展的规律，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提高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把中国哲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依次出现过哪些重要的概念和范畴，它们的涵义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由贫乏到丰富的发展过程，以及它们之间联系、对立、依存和转化，前后递进和继承、扬弃的关系都搞清楚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性也就揭示出来了。列宁说：“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8页）我们相信，开展和加强对我国传统哲学固有概念、范畴的研究，将会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中国哲学的特点，深入探索中国哲学发展的规律，并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作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