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党爱国爱集体——记枣阳县农民李明成、高文杰夫妇的高尚情怀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农村通讯

爱党爱国爱集体
——记枣阳县农民李明成、高文杰夫妇的高尚情怀
本报记者　江世杰
十几年来，农民李明成、高文杰夫妇在困难条件下，摸索出了家庭饲养土元（又叫土鳖虫，是一种中药材）的一套技术和方法。1979年12月1日，《湖北日报》以《土元之家》为题作了报道。从那以后到现在，夫妻俩拖着带病的身子，办了以下的事情：
对来自24个省、市、自治区的26，700多封求教信件，作了回复，寄去了自己印制的技术资料和供繁殖用的土元卵块；
热情接待了17个省的3万多名来访者，毫无保留地介绍了土元饲养技术，还对其中的300多人赠送了价值近千元的土元卵块和400多元路费；
坚持把制成药材的土元全部卖给国家，比在集市上出售少收入4，000多元；
对急需用钱的集体单位和社员，慷慨解囊相助，今年6月份，又拿出650元钱，为大队小学校修理教室。
今年春天购买国库券，他找到大队干部说：“让其他社员留着钱发展家庭副业吧！”他一家认购了1，000元。
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记者专程来到湖北枣阳县太平公社李岗大队，访问了他们夫妇俩。
一片真心为他人
走进李明成的家，一眼就看见堂屋墙上那35个装满信件的尼龙网兜。我粗算了一下，在将近1，000天的时间里，他们平均每天要回复27封信，接待30多位来访者。
李明成只有小学程度，写一封讲清如何饲养土元的回信，至少得花一两个小时。这样复信忙不过来，他就突击编写了一份《土元饲养》资料，先是用复写纸誊抄，接着买来蜡纸请人帮忙刻印。后来，他又把《土元饲养》补充修改成《谈谈怎样养好土元》的小册子，先后铅印了一万多份，光成本费就花了1，170多元。这些资料的绝大部分都是免费赠送的。两年多来为回信而购买的邮票、信封，就花去560多元。有些来信还提出要买土元卵块，这就更费事了。他俩自费定做了许多小木盒子，又买来纱布缝成小袋，再按来信人所在的地方，估算出邮递天数，然后考虑时间、气温等因素，将卵块和上湿度适当的培养土，仔细装进纱布袋和木盒，再邮出。
遇到有人来访，夫妇俩总是放下活计和家务，详细地介绍土元的生活习性和饲养方法，领他们看土元池如何砌筑，培养土怎样配制，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往往是一讲两三个小时。李明成从1962年起患肺结核一直没好，三天两头发烧、咯血，身体十分虚弱。1980年9月的一天，湖北京山县财贸办公室组织40多人开着专车来访，当时李明成发高烧，医生正在给他输液。带队的人见到这个情况，握手问候之后，立即告别要走。老李紧紧抓住对方的手说：“同志们大老远来了，怎么也不能空跑一趟呀！”他让妻子把自己扶坐起来，在身后塞一床被子，连喘带咳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来访者边听边流泪，感动不已。
“饱汉想着饿汉饥”
两年多来，许多来信来访者买了土元卵块或成虫回去，都繁殖成功了。他俩先后接到了3，000多封“报喜信”，有的说自己摘掉了困难户帽子；有的报告他们那里成了“土元队”、“土元村”；其中年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就有300多户。
记者请他们谈谈帮助他人的想法。
原来，20年前李明成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丧失了劳动能力。1969年，高文杰也得了重病，住了半年多医院。为了治病，他俩先后借了1，500多元钱。为了归还借款，3间小屋被扒掉1间卖了，另外两间也把稠椽子换成了稀椽子，粗檩子换成了细檩子。就这样，也只还了900多元。在扒房时，他们发现锅灶下和墙角里有不少土元，一下捉了半脸盆。李明成知道土元是一种中药材，心想，要是把野生变成家养，那该多好哇！于是，他们又在别处捉了些装在罐里，放在床下偷偷地试养，观察土元的生活习性。到1973年，夫妇俩就基本摸索出了土元家养的一些门道，开始有了一点点收入。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俩放开手脚大养起来，由缸里喂变为修池子养，饲养量一年比一年大，收入也一年比一年多。单是去年，就收入了3，500多元。这几年，他们不光把借债还清，把扒掉的房子重新盖起来，还买了电视机、手表、自行车以及一些家庭生活用品，银行里也有了一笔存款。生活改善了，有钱治病了，他俩的身体也比以前好些了。
李明成讲了他们过去的情况以后，提高了声音说：“受过苦的人，最懂得受苦人的艰难。这两年来信来访的，有些就象我们这样的困难户，或者是急需找副业门路的困难队。‘饱汉不忘饿汉饥’，我家近几年虽然富裕起来了，可全国还有不少农民没有富起来，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他们。再说，我俩能过上今天这样的好生活，全靠三中全会的好政策。所以，我们不管再累再苦，不怕贴钱贴粮，也要对来信来访者做到有求必应！”
情深意长心向党
其实，李明成向别人传播的土元家养技术，早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就开始了。那时，“师傅”和“徒弟”之间，有严格的默契：来李家学艺的，只能夜间来天亮前走；要老李去家里手把手教的，也必须天黑后来接，鸡叫前送回；制成药材的土元，要拿到外省、外县去卖，以免被发现、追问；不管谁挨“割”（尾巴）、挨“堵”（资本主义的路），决不牵连旁人。
在老李带的“徒弟”中，有一个人名叫高荣广，他是太平公社光辉大队会计、共产党员。他对记者讲了这样一席话：
“我在部队时动过大手术，肺被切掉一叶。家里劳力弱，娃子小，我又常吃药，免不了经常向国家要，向集体借。”
“1976年秋后，有人介绍我去找李明成，请他教我养土元。当时，我有点畏难，他就反复开导我。他说：‘你是从部队上回来的，身体不好，有困难当然可以找政府。可是，你们村象你这样的困难户只你一家吗？要从全国来说，恐怕就更多了。如果大家都向国家伸手要，那国库就算是大海，也要被掏干的。’听到这里，我的心‘格登’了一下。接着他说得更尖锐了：‘你是党员，又是干部，要是你舍不得吃苦、费心，不自力更生解决困难，怎么能够做群众的榜样呢？’老李的话句句在理，我当即下了决心养土元，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不要国家和集体负担。打那以后，老李先后十几次到我家指导，终于很快就见了效果。这几年我家生活好了，我的身体棒得干一上午活也不觉累！”
高荣广转述李明成的那番话，何止是对一个党员干部的关照呢，分明是一个普通农民对党的事业的深切爱戴啊！
为人民多做好事
李明成堂屋墙上众多的奖状中，有一张是中共湖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上面有“奖给五讲四美积极分子李明成同志”几个大字。县委和公社的同志告诉我们，对李明成获得的荣誉，绝大多数人都说是“当之无愧”；只有个别人不以为然，说他是“傻瓜”。
说他“傻”，是指他忘了“艺不传人”的“古训”，也指他倒贴钱财传技术的“傻劲”，还指他不捞唾手可得的“外快”。前几年土元比较紧俏，集市价高于国家收购价一两倍。有好多人找到他家出高价买土元。1981年3月，一个自称是广东某县货栈采购员的人，一张口给的价就比国家收购价每斤高出12元。当时他家里有成品土元100多斤，只要点一下头，1，000多元的额外收入就到手了；可他就是不点这个头。
对于说他们“傻”的风言风语，这对可敬的农民夫妇持什么态度呢？当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李明成淡淡一笑，从容地说：“我们就信党教导我们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一个人在世上也就那么几十年，总要活得有理想、有志气，为人民多做好事。有人说我们做的都是‘傻事’；我们说，这类‘傻事’过去做得还不够，今后我们还要尽量多干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