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新意于法度之中”——马恩著作学习札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马恩著作学习札记
张文焕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是苏东坡对吴道子绘画的评语，说明吴道子绘画所以出类拔萃，是由于他既能很好地继承中国绘画艺术的优秀传统，又能创新。借用苏东坡这句话来表明理论工作者的创造性，我以为是合适的。
对一个理论工作者来说，“法度”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新意”就是创新。“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就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这个道理是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中的。辩证法不承认永恒的正义和终极的真理，不承认任何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马克思说过：“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根据这种辩证发展观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一再强调，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变成教条，不要把他们根据一定历史条件得出的某些结论变成绝对适用于一切时代和国家的不变公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那些试图把他们的具体结论变成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尝试，总是给以批评或谴责。1877年，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把《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似乎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马克思说：“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1883年，法国社会党人杰维尔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的原理，却不提得出这些原理的历史条件。恩格斯批评说：“这些原理具有非常明确的界限，在杰维尔的著作中却带有绝对普遍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意义。”（同上第36卷第84页）1894年，德国经济学家威·桑巴特介绍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却不提这个理论适用的历史时代，从而使它带有超历史的味道。恩格斯纠正说：首先应当对这个理论从历史上给予限定，强调它只适用于存在有商品交换、存在有商品生产的那些社会形态。原始共产主义不知道什么价值。（同上第39卷第404页）
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强调他们理论的历史界限？根本原因，就是为了防止人们把他们关于一定历史时期针对一定问题的科学论断变成适用于一切时代的万应灵方，使他们的学说变成先验的原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忌讳的事情。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这些流派的学说五花八门，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说自己有一套包治社会百病的万应灵方。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反对这类万应灵方，并把它们的炮制者称为社会庸医和江湖骗子。
和那些社会庸医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从不提供万应灵方。他们认为，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认识世界的，历史条件达到什么程度，他们的认识就只能达到什么程度。他们不提供超越历史的绝对真理，而只是要求把他们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得出的科学结论同具体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马克思说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页）八十年代，恩格斯在给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语重心长地指出：“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0页）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先验地推断未来。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说，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马克思恩格斯的任务是批判旧世界，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指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物质力量。至于如何实现这种变革和变革后应当具体做些什么，他们一般不作具体指示，而是寄希望于进行斗争的人们，寄希望于后代的理论家们的创造性。因此，对于有关未来革命时刻具体要做什么的问题，他们总是拒绝回答。
1881年，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打算让即将举行的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讨论一个问题：假使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荷兰社会民主党人纽文胡斯把这个计划告诉马克思。马克思对此提出批评：“您告诉我的要在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提得不正确的。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同上第35卷第154页）同一年，考茨基就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问题向恩格斯请教。恩格斯回答说，对人口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想要对人本身的生产进行调整的话，那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恩格斯认为没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向未来的人们提什么建议。“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我和您笨。”（同上第35卷第145页）
马克思恩格斯对涉及未来的问题这样慎重，倒不完全是出于谦虚，而是对客观事物采取的一种科学态度。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关于某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只能由那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们自己去认识和总结，马克思恩格斯是不能代劳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具体的经济发展的道路，只能由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及其理论家去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发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一般说来，对这些具体历史条件事先是很难作出准确的推断的。
人们会问：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吗？那怎么看呢？是的，关于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发表过不少意见，对这些意见应当加以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有许多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许多看法是根据对人类社会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科学研究的结果，是根据已知的对抗形式下的社会化生产的规律对未知的非对抗形式下的社会化生产的一种科学预测，因而同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者主观设计的模式有本质的区别。而且现在看来，我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论断研究得还很不够。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论述，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和批判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过程中讲的，带有推测、设想和假设的性质，有待于实践的验证。
大家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反杜林论》中都曾设想，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后将建立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社会将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将不存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同意他们的这个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里，列宁仍然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同商品货币关系不相容的制度。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俄共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结果证明，此路不通。列宁一点也不教条。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毅然放弃旧理论，大胆创新，实行新经济政策，恢复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而且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当时许多著名政治活动家都想不通，不少理论家在这个问题上迷失方向，共产国际中一些外国革命家为此大叫大嚷，党的报刊也唱反调。列宁对此提出批评，指出犯这种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自作聪明地按照旧书本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列宁说：“可是旧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没有一本书提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对这一点也只字未提，没有留下一段可以引证的确切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列宁选集》第4卷第626页）“自己来找出路”正说明了列宁的理论勇气和创造性。事实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
以上例子无非说明一个道理：“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要求我们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