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写的史实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血写的史实
〔日本〕泽地久枝
生长在中国的日本女作家泽地久枝于1981年7月第三次来华访问。她拖着病弱的身体，风尘仆仆地在通化、靖宇等地奔走，寻访杨靖宇将军抗日救国的事迹，并重游了她的第二故乡吉林等地。回国后，她在1982年2月号《文艺春秋》月刊发表了题为《我的家在松花江畔》的长篇访问记。下面是该文中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犯下暴行的部分章节。插题是原文所有，总题系编者所加。　　——编者
平顶山惨案
辽宁抚顺的平顶山事件发生于1932年9月16日，那一天正是中秋节。上午10点，几辆卡车开到平顶山，日本宪兵队和守备队共194人包围了村庄，把全村居民威逼到小河对面的山崖下。不能行动的病人和缠足的老太太，被枪杀在屋里和炕头上。其余居民大约3，000人，被用机枪扫射惨死。日本人还浇上汽油烧毁遗体，并用炸药炸塌山崖，压埋这些尸体。已有四百年历史的村庄，就这样被毁灭了。
解放不久，1951年在这山上立了纪念碑。当时（惨案发生时）在尸体挤压下，有十几个人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他们讲述了身历的惨剧。1970年开始发掘，并在1972年建成纪念馆，以便教育广大人民，树立爱国思想，反对霸权主义，世世代代永远纪念殉难同胞。
发掘出来的遗骨约有八百具。上层的多已散乱，越往下越清楚地呈现当时的惨状。再往下，不知还有多少，不过没有发掘到底。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仿佛是一条宽约5米、长约80米的蜿蜒的遗骨之河。
有些头骨大张着嘴，无疑是在惨叫的瞬间绝命。肢骨有粗有细，头骨有大有小，有长长的头发，有穿着布鞋的下肢，还有象枝条一样细小的肋骨。由此可见，不分男女老幼悉被残杀。
在标明“被害同胞遗物”的玻璃柜里，陈列着烧焦了的弯尺、铅笔和妇女的首饰等等。其中还有玻璃串珠和象大人拇指食指那般粗细的黄铜小手镯，显然是幼童的遗物。
与同行的林美由子女士联名敬献花圈之后，我默默地依次参观。没有完全烧毁的布片，裹着一具只有两个巴掌大的小小遗骨，标牌上写着“襁褓中的婴儿”。还有“三层白骨”：从头骨上绾着头发，可以判断是一位妇女，她怀抱着孩子俯卧着，上面压着一具象是保护着这母子的骨胳更大的遗骨，形成孩子和母亲、父亲三层一体的遗骨。有的头骨排列着整齐而美丽的牙齿，证明那是一个年轻的死者。
玻璃柜里还陈列有“平顶山惨案幸存者的控诉”，都用“我叫……”开头。有的控诉书写着：“那时我十一岁……”。
为何如此残酷地杀戮这些无辜村民呢？解说员介绍说，只因为辽东民众自卫抗日军曾路过这里，而村民没有报告。
“特殊工人”的命运
靠近平顶山的露天矿，象一个大深底锅。比我小时候所见，不知要大多少倍。自1914年开采直到现在，据说以后还能继续采掘三十年之久。在抚顺，“平顶山惨案”之外，还有
“万人坑”。当时的矿工，有自己来做工的，也有被迫来的。埋在这里的有因患病、过劳或冻饿而死者，也有因营养失调或伤残不能劳动而被活埋的。据说，这样的葬坑，仅抚顺一地即有三四十处。不拘埋葬多少，统称“万人坑”。在最大的葬地曾立有万人坑碑，后因兴建住宅，碑已不存。
在中日战争中被俘的（也可以说是被猎获的）中国人，被强制送到东北来做苦工，并被叫做“特殊工人”。所谓“特殊”，就是连一般中国人那样的“人权”也被剥夺，变成非人的消耗品。
到杨靖宇纪念馆去
在杨靖宇将军牺牲四十一年后一个盛夏的下午，我们来到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纪念馆与我们下榻的县委招待所在同一条街上，是一座庄严的二层楼。展览室中陈列着许多当年抗日牺牲的东北烈士的遗物。一个陈列柜里收集有照片。标明“日本侵占吉林”的，是所谓“满洲事变”时占领吉林车站的关东军士兵。标明“日本屠杀中国人民”的，是10个被砍下的头颅，其中有的怒目而视。“日本屠杀中国儿童的惨状”则是堆积着的象胶皮娃娃似的裸体童尸。这些照片无疑都是日本人拍摄的。
第二天，我们驱车来到杨靖宇将军殉国地。我希望与了解过去情况的当地“老百姓”谈谈，由吉普车接来了4位“农民”。我说“农民”，其实是指过去，现在他们已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年龄都在55至60之间，1940年当时是十几岁。
一如预料，他们谈到日本人“讨伐”的苦肉政策——并屯，这4个人以及（为作者作向导的）王先生一家，都是亲身经历者。“并屯”就是把有可能与游击队接触的地方的一家家农民，突然强制驱逐到指定地点。日本人限期两天，各户农民只能搭个板棚子，住到里面。行动稍慢即被放火烧毁房屋，甚至有的农民两手空空地被迫走了。就这样制造了许多无人区，以断绝对游击队的支援，防止游击队扮作农民进行活动。
一个“并屯”的村子约住百户。每天要走很远，到原来的地里去干活；田地过远的，只好放弃，另开新荒。据说那时农民还被强迫到周围的山上去伐木，从事沉重的劳动，还有被判刑或当场枪毙的。
下午在招待所继续座谈。为了写作的需要，我想了解农民们记得的杨靖宇遗体处理情况，还想了解指挥“讨伐”的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情况。过去的“老百姓”们，谈得很详细。
我一提“岸谷”，他们就用中国话接着说“隆一郎”。他们称杨靖宇为“司令”，谈到他牺牲前的情况和牺牲后农民的生活，以及连想念“司令”都不准许的日本的残酷统治。
他们说：“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谈谈日本人是怎样残杀中国人的。”我回答：“很想听听。”他们所说的都是使我这个生长在大陆上的日本人非常痛心的惨事。坐在那里，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
虽然是不舒畅的令人痛苦的谈话，我也都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
（徐秉洁　节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