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任在肩——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何长工、刘顺元、周扬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重任在肩
——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何长工、刘顺元、周扬
本报记者　孟晓云
“从一大到十二大，中国革命走过了崎岖漫长的道路，我们的党是在挫折与胜利的交替中逐渐壮大起来的。我是幸存者，是党的儿子，人民的老兵，我要以八旬之年，继续报效党和人民。”这便是曾发誓要为党和人民扛一辈子长工的何长工同志的开场白。
这位跟党走了六十年不平凡历程的老人，向我侃侃而谈他从井冈山到延安数十年戎马生涯。
“人老了，这是大自然的规律，生命有限，事业无穷啊！”他慨叹着。多少年来，何老为了国家民族的解放，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不舍昼夜，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何老深感自己对党史、军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于1978年辞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党内职务，致力于党史的研究和写作。两年来，他写了15万字的回忆录《难忘的岁月》。他任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和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顾问。他的日程安排得很满，来访者纷沓而至，何老从不厌烦，青少年约他作革命传统教育的报告，他也从不推辞。
内向、深邃、多思，七十九岁的刘顺元同志有着与何长工迥然不同的性格。刘老1928年毕业于北师大英国文学系。他1931年在青岛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曾任济南市委书记和江苏省委书记等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80年10月，他主动提出退居二线，在浙江省委当顾问。
刘顺元应记者的要求，谈了他对设立顾问委员会的想法：“拿我自己说吧，究竟年纪大了，抓具体工作确实不行了，不能胜任，若占个位置，妨碍新生力量起来嘛！废除终身制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老干部革命历史是光荣的，对人民是有功的，但面临新的历史任务，在知识化、专业化方面不如现在的优秀中青年。过去打仗、搞土改那一套已经不能适应实现四化的要求了。设立顾问委员会是有积极作用的。第一，老干部有经验，有威望，他们可以讲别人不易讲的话，帮助中央了解情况，制定大政方针；第二，有这个名义，对各级领导班子的不正之风，会有一种威慑、监督、抑止的作用；第三，可以发现、扶植、培养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起到传、帮、带的作用。
“安度晚年，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是第二位、第三位的。共产党人最大的快乐，他的生命的意义，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解放前，我搞了那么多年地下党的工作，每月的薪水一百多元全部交给组织，什么官位也没有，还不是坚定地完成了任务！只要思想不退缩，退居二线后可干的工作不一定少。”
在浙江和江苏，刘顺元发现了几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卓有成绩的青年。
“我很想了解，为什么这些青年肯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又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他们的回答是：虽然思想一度混乱，但最后还是要到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出路。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青年一代的希望。”
沉吟了一下，他继续说：“接触和了解青年，引导他们尽快走上革命道路，这件事我今后还要继续做。对生活要干预，要‘顾’要‘问’，不能袖手旁观。有生之年不多了，尽我们最后的职责，作我们最后的贡献，这难道不是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吗？”
也许是受一种历史责任感的驱使罢，我采访的老同志，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把目光投向青年。
让我们再来聆听周扬同志一席耐人寻味的谈话吧。
“周老，您年轻时就担任了文艺界的领导职务，在新旧交替的历史关头，您能否以您个人的感受和教训来谈谈对中青年接班人寄予的期望呢？”
“我担任上海中央局文委领导时只有二十五岁。正因为年轻，所以才犯错误嘛。那时不仅是我年轻，在革命队伍中，当师长、军长、县委书记的也都是二十几岁。老同志要经常问一下自己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有些人自己老了，总是看不惯、不相信中青年，我很不以为然。我们这个国家要兴旺发达，不靠中青年，靠谁？我并不是报喜不报忧，只讲中青年的好话，他们到底是缺点多还是希望多呢？青年是我们当然的接班人，他们中的问题不少，不能一味迁就，但应看到主流。如果他们有缺点错误，难道我们老年人就没有责任吗？我们老同志应该把自己摆进去，要分担责任。要允许青年人犯错误，热情帮助、引导他们更加符合新时代的要求。我们自己也犯过错误，一贯正确是不可能的。我们老年人还要时常问一问自己：是他们错了，还是我们保守了？想一想，许多问题就容易理解了。”
何长工、刘顺元、周扬，在十二大都被选进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他们为党和人民操劳几十年，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如今，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性转变关头，他们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瞻远瞩和高尚情操。人到晚年，心仍旧与青年息息相通，脉搏与时代一起跳动，这样的人，将永远保持着生命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