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先生与“文协”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冯玉祥先生与“文协”
于志恭
冯玉祥先生热爱文艺而且是对文艺工作有过贡献的人。
1938年2月14日，周恩来同志与冯先生会晤于武昌千家街福音堂。谈话的内容涉及我党提出的“全面抗战十大救国纲领”等精神，深得冯先生的赞许与拥护。当时的形势是：日寇主力已逼近徐州，准备打通津浦路以配合夺取武汉，投降派活动甚嚣尘上。面临这种形势，为加强宣传“全面抗战十大救国纲领”，进一步团结荟集在武汉的全国文艺界爱国人士，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恩来同志特向冯先生提出：支持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简称“文协”），并推当时由山东流亡到武汉的老舍同志负责“文协”的筹建工作等。冯先生立即帮助解决“文协”开幕地点等问题。经过老舍和阳翰笙等同志的紧张工作后，“文协”很快于3月27日在汉口商会礼堂开幕了。这是文艺界统一战线的一次盛会，恩来同志邀请冯先生以“丘八诗人”的资格参加“文协”，还推选他为“文协总会”理事。冯先生在“文协”开幕这一天，被请出来演讲，最后又有文艺界人士的表演节目。轮到他表演，他趋向台前，轻拂着一块手绢，大唱泰山民歌《柴夫的儿子》，博得满堂彩声。会后，冯先生假普海春大饭店设宴招待与会的全体文艺界人士，当时五六百位文友欢聚一堂谈着团结抗战的话语，实为一大快事。
周恩来同志还向冯先生谈到：宣传抗战，须有自己的宣传工具，如印刷、报刊等。冯随即在汉口武库街成立了“三户印刷社”，他取“三户”的含义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意在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还创办了《抗到底》（即抗战到底）“抗战画刊”。《抗到底》办得虽不很出色，但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随着周恩来同志的以上安排，冼星海领导的“中华全国歌咏界抗敌协会”，派了陶宏来教唱抗战歌曲，一时福音堂里，天蒙蒙亮就嘹亮地响起了一片“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抗战歌声，政治空气浓厚极了。冯先生歌兴亦浓，认为吃饭也应有个吃饭歌，他创作了《吃饭歌》，歌词是：
这些饮食，人民血汗。
救国救民，不忘每饭。
日本强盗，全国之敌。
我们应该，拚命血战。这个歌，他规定在军中开饭前必须先唱一遍。
周恩来同志与冯会晤后，邓颖超同志来找冯夫人李德全，提出：各党各派抢救前方受难儿童，组织“儿童保育会”等。冯先生闻悉，极表赞助，当时就协助成立儿童保育会，各界妇女包括联合宋美龄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内都参加这个保育会。参加保育会的成员，在福音堂开了成立会，后来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办公，她们是：李德全、冯弗伐、邓颖超、张维贞、陈逸云、安娥、刘清扬、郭秀义、谢兰郁等（见上图，左起）。她们开展了为以后成立十个“儿童保育院”的募款工作，作出了成绩，也显示了邓大姐当年开展妇女、儿童工作的统战威力。
1938年10月，武汉撤退，军政中心迁移到重庆，“文协”本部设在重庆中一路张家花园36号。在那敌机狂轰滥炸的日子里，冯先生关心“文协”作家，他请老舍及其他青年作家到他乡下的寓所，歇台子、金刚坡等处住一住，也借此机会向一些作家请教一些文艺上的问题。他彬彬有礼，都是亲自倒上茶，请作家坐下，然后他才坐下。他谦虚而诚恳，孜孜不倦地学新诗、短诗、白话诗。有时请作家们修改。“文协”每年10月有纪念鲁迅逝世的纪念会，是一个难题，因为国民党势必明里暗里派警、特禁止和捣乱，于是冯先生就以“文协”理事（又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身份出任纪念大会主席，使纪念会开得成功。“文协”会员骆宾基、方殷、孟克等被捕，他关怀备至，积极营救。骆宾基释放后，他请郭老和叶以群作陪，请骆吃饭，以示慰问。抗战后期，“文协”处境更加困难，很多作家生活穷困，冯先生从他主持的“抗日献金救国”献金中提出200万元以为补助作家生活之用。后来他被遣往美国考察水利，还在国外惦记着“文协”，他在他所著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写道：
“在武汉这一个地方，最好的现象是大家都想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如同汉口成立的‘抗战（敌）文协’是舒舍予（老舍）他们领导的。我听说，这些拿笔杆子的文人，平时都是你挑剔我，我批评你，谁和谁都不易在一起；这一次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雪我们全民族的耻辱，他们成立了抗战（敌）文协，大家全团结起来了；把自己互相指责的精神，集中起来对准敌人进攻！开成立大会那一天有几十桌客人，我唱了个歌叫《柴夫的儿子》，还讲了一段话。假如在政府的人和党里的新贵族，他们能了解到这一点，我想决不应该后来再弄个张道藩来专做挑拨离间的工作。虽然那位姓张的努了些力，到底也没有破坏文协的团结”。冯先生对“文协”的支持与关怀，茅盾同志曾说道：
“文艺界抗敌的联合战线成立后，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就是冯焕章将军。他是‘文协总会’的理事。‘文章入伍’‘文章下乡’，是当时文艺界同人致力的目标，冯焕章将军是实践了这两句话的。他写了很多白话诗，他自称为‘丘八诗’。那时大部分的职业作家一时之间还不能改变风格，使自己的作品适于‘下乡’‘入伍’，而焕章将军虽以业余诗人，说到就做到，他这种精神令人不能不钦佩。”现录冯先生的诗两首如下，作为对他回忆的结束。
《吊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
何故被绞杀兮？为革命。
何处被捕兮？于苏联大使馆所在之北京。
何物残忍置诸同志于死地兮？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张作霖。
何人主谋凶杀兮？是帝国主义倡首为日与英。
我方率大军东来兮，师次潼关。
凶耗惊传兮，黄河流水为之呜咽。
三军齐下泪兮，万众号咷。
为最大多数被压迫民族而
痛哭兮，非为同志之寿夭！
死我同志兮，增我消灭敌人之决心！
革命潮流终不被绞杀兮，将更为之激荡而高涨与奔腾！
人孰不死兮？死有异同。
二十位同志之死兮，为世界工农。
革命者的肉体虽可死兮，其精神永留于被压迫心中！
后死者之责任兮，起来向贼猛攻！
继续死者之志愿而奋斗兮，达到革命成功！
《较场口》（节录）
开个庆祝会，本来是很对。
会竟没开成，民众被打退。
对着主席团，居然发大威。
有的破口骂，有的砖石飞。
章乃器被打，李公朴被毁，
郭沫若受伤，施复亮挨捶。
一首写于1927年李大钊等20位同志殉难之后。一首写于1946年2月重庆较场口血案之后。周总理赞扬他的诗写得“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确实是如此。（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