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巴金先生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为了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日本笔会会长、老作家井上靖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会长、老作家巴金最近互致信件。他们的信，表达了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衷心愿望。　——编者
致巴金先生
〔日本〕　井上靖
大概是初夏的时候，日本传说巴金先生入院动手术。我和您的日本朋友，都为您的健康担忧。后来读了香港《大公报》关于您近况的报道，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的心情，就象那阴霾的天空，一下子云消雾散，豁然开朗。我真想对那位写报道的新闻记者说：谢谢你送来了佳音。
那篇报道说：患部不但不是恶性肿瘤，而且在5月下旬做了手术，现在身体非常健康。
呵，总算放心了！这种欢悦的心情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而且是您的日本朋友们的共同心情。看到您穿着一件汗衫、精神矍铄的照片，大家都很高兴。
同时，我也深为您的雄心壮志而感动。写几本《随想录》，还要写长篇小说，这对于年龄相仿的我，是极大的鞭策。我期望着您的故乡四川出版社早日出版《巴金文集》（十卷）。
上次同您见面，是昭和55年（1980年）8月在北京。那次还有我的妻子和十五岁的孙子。转眼间，两年过去了。
此刻，我正在翻阅日记，想查一查我到底见过您几次。昭和32年（1957年），我作为日本作家第一次到中国访问，有幸在上海见到了您。昭和36年（1961年），昭和38年（1963年），我应邀访问中国，也在上海见过面。
三年以后的1966年，中国爆发了所谓“文化大革命”，一片动乱。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变得遥远了、陌生了。当时我身在日本，对于这个“文化大革命”，实在是莫名其妙。
十一年以后，我又于昭和49年（1974年）访问了中国。那时日中两国已经恢复了邦交，但我却没有见到一位过去中国文学界的领导人。昭和50年（1975年）、昭和51年（1976年），我又两次访问中国，但也几乎没有见到中国作家，没有和中国作家畅谈、交流。当然，也没有见到您。不，不是没有见到，应该说是没能见到。因为那时是“四人帮”时期，您正在受苦受难。
昭和52年（1977年），在整整相隔十四年以后，我在上海见到了您。那时，“四人帮”已经垮台，中国开始了光明的文艺复兴时期。此后，昭和53年（1978年），昭和54年（1979年），我连续访问中国，都见到了您。我们终于一起迎来了随时都能见面的美好时代。
我曾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记述了昭和52年（1977年）见面时的情景：
“这次到中国访问，途经上海机场回国的时候，在欢送的人群中，我发现了中国作家巴金先生，这是一别十四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昭和36年（1961年）我访问中国时，曾在上海到巴金先生的家里作客。当时巴金先生的夫人热情接待了我们。在我对已故的巴金夫人表示哀悼时，巴金先生对当年一同去拜访他的龟井胜一郎先生表示了深切的怀念。那次见面时间很短，没能详说。巴金先生告诉我说他昨天夜里读了我那篇写老舍先生之死的小说——《壼》。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他能读日本文学作品，感到十分惊讶。
“昭和53年（1978年）我访问中国时，先生来北京饭店看我。日本作家和中国作家终于有了促膝畅谈的机会。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巴金先生用很长时间讲了他十年中的苦难生活，也说了他今后的创作计划。我问他‘原来就懂日语吗？’他说：‘不，才开始学习，正在听日语广播讲座。我多么想能直接阅读日本文学作品呵！’他已年逾古稀，但这种壮心不已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他还说，为了夺回浪费掉的十年时光，他现在很注意身体。”
今年听说先生住院了，我之所以惴惴不安，就是怕您过度劳累，积劳成疾。
在《大公报》那篇报道中，先生所说到的《随想录》，其中第一本已经译成日文，最近由筑摩书房出版了，书名叫《巴金随想录》（石上韶译）。这本书我已经拜读。先生在总序中说：
“我年过七十，工作的时间不会多了。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被剥夺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说是要夺回来，但办得到办不到并没有把握。……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事情，留点痕迹。我先从容易办到的做起。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让它们留下来，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吧。”
作为一个文学家，有如此雄心，不禁使我肃然起敬。
书中的几篇随感，使我深受感动。我想，这样的随感辑成几卷，用诚恳真挚的文学家发自心底的呼喊，会使人们清楚地知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究竟是什么，会使人们了解其全貌和内涵。它不仅使人们知道了那黑暗的时代，而且会叫人思索更广泛的政治和文化问题。
信写得很长了，应该就此搁笔。您有笔会的工作，还要筹建现代文学馆，工作很忙，务请节劳，保重。
现在，日本笔会正在筹备1984年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有很多工作，需要中国笔会协助。切望有机会拜见先生，就笔会的使命以及当今世界的文学等问题，聆听先生的高见。
1982年8月25日
（陈喜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