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纺车声——吴伯箫同志二三事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延安纺车声
　　——吴伯箫同志二三事
　　张志民
吴伯箫同志离开了我们，我又失去了一位亲爱的战友，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师。
和伯箫老师相见，是1954年的事，那时候，我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伯箫同志曾是我们的主任。其实，认识他的时间，还要更早些，远在解放区的时候，从他的散文中，对这位老师，就已经深有印象了，知道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有特色的文学家。
他的文章质朴、味厚，他把深厚的感情，揉进朴素的文字里，从不使用什么华丽的词藻，从不多加一点可有可无的装饰。那简洁的语言、淡雅的叙述，象一位身穿土布裤褂、家做布鞋的村姑，她脸上没有脂粉，但那种自然的美、那种天然的健康，比艳丽的浓妆，不知要胜过多少倍。
五十年代初，伯箫同志就已是年近半百的人了，在我的面前，自然是个长辈。每同他谈话，我不免带一点后辈的拘谨，但这种拘谨，常被他平易近人的态度，一扫而光，几句话之后，你会感到他和你之间，并没有隔着年龄或师生的距离，全然象是自己的朋友。
可惜的是，这段时间内，我们私人间的来往并不很多。伯箫同志成为我真正的朋友，还是近些年的事。
或许正因为“近”吧！他的逝世，使我越发感到突然。摆在我眼前的，分明是伯箫同志逝世的讣告，我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那些昨天的情景，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伯箫同志坐在他十分简朴的办公室里，他不吸烟，不饮茶，自己喝着一杯白开水，但与我相谈的兴味，却浓过任何香茶、醇酒。他直率的言词，他深沉的思索，他敞心的憨笑，他醒人的警句……每次相谈，都给我很大的教益。
“不要给人民添任何麻烦，不通知亲友，不举行任何仪式。”这是讣告中发出的他最后的遗嘱！多么象他的语言，象他的人呵！我噙着眼泪读了这几句遗言，只恨自己，在外出之前，虽然写了信给他，却没能设法去看看他。尽管有人告诉我，怕打扰他的情绪，影响治疗，不准探视，但站在窗口望一眼，也总不会成为永生的遗憾啊！
夜深了，我打开书橱，检点着伯箫同志给我的书信，“相识二十四年，昨天得获第一次畅谈，是新春佳节一大快事……”
我看着伯箫同志那苍劲有力的手迹，看着那封信的日期：1978年2月14日。
就是在这段时间前后，我和伯箫同志的接触，日渐多起来。我们相谈的话题很广，人人事事，岁月流年，从个人的历史到十年内乱，讲到各自的遭遇，但均无悲戚之诉。伯箫同志以风趣的语言，向我叙述着，当他无处可交党费的时候，是怎么用红塑料布，在床头的墙壁上，钉下一个装党费的口袋，每个月，他向这个无人管理的口袋，投一次党费。
说到这里，伯箫同志收住了自己的笑容，从事过语文教学工作的伯箫老师，是很注重语言简练的，他用两个字，概括了那场灾难：“胡闹！”
我们的交往日深，而且，就在这段时间内，我俩多次一块开会，有一次，还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朝夕相处了。
这时，伯箫同志已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由于教科书的编审任务很紧，他每日半天在宾馆开会，半天回机关办公。两地相距甚远，他每天跑来跑去，连午觉都不得睡，常是匆匆吃几口饭，撂下饭碗，提上文件包就走。这时，伯箫同志已年过七十了，我感到他很辛苦，原以为这位文研所的领导同志总会有车子接送。后来才知道，他很少要车，老人每天去挤公共汽车，途中要行走近一小时。
有一天，他刚刚出门，便下起大雨，机关打来电话，要伯箫同志等一下，马上派车来接。我手里的耳机还没有放下，隔窗望去，老人披件雨衣，在瓢泼大雨中，已经走出很远很远了！
熟悉一个人，确非一朝之事。和伯箫同志相识二十几年，他可亲可敬的形象，是我从一件件小事、细节，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完臻的。伯箫同志是我们队伍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不仅仅在我国文学宝库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在教育事业上作出了卓越的成就，而且作为一位老同志、老党员，他作风正派，表里如一，对同志诚挚热情，不愧是我们的师表。许多事情，使我终生难忘。
读过我的《边区的山》，他写过一封十分热情的、鼓励我的信，信中还引了一些诗句，这封信，我读过几遍，最后一遍，才发现他在一个“啊”字旁边，用铅笔轻轻地写下两个小字：“可省”，这件事，给我很大教育，七十几岁的老人，竟是这样仔细的读一个晚辈的作品，而我自己却常常粗枝大叶，缺少他那种精神。
不久之后，突然又收到伯箫同志的信，他告诉我，《广播节目报》的预告中，有《边区的山》的配乐朗诵，而且告诉我时间，是某月某日的8点20分。他在百忙的工作中，还这样热心细致的关心别人的事。从那张整洁的信纸，从那笔体工整一丝不苟的每一个字上，我感到了老人的脉搏、体温。
由这些，我更联想到许多细事：为了排字工人的方便，他所改过的文稿小样，每一个标点都十分清楚；在一起同住时，为了不影响我的睡眠，他夜间起来，从不开灯；那样大的年纪了，工作一天，本来已十分疲惫，但他必须读过当天的报纸，才得入睡，从不因为精神不好，把今天的事留给明天。
《说苑》有语：能言者未必能行！伯箫同志是说到便做到的，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处处以身作则，包括对自己的子女。
伯箫同志离开了我们，此时此刻的分手，使我倍感沉痛，一想到他可亲可敬的形象，就不禁深深感叹：今天，我们的事业，多么需要象伯箫同志这样勤勤恳恳，不图名，不为利，甘作人民公仆的实干家啊！
写到这里，我翻看着粉碎“四人帮”之后，伯箫同志送我的再版散文集《北极星》。收到这本书后，我曾写给他几句小诗：
抬头又见北极星，　耳边顿起纺车声①，
佳作重印似出土，　经窖美酒香更浓。
落墨叮咚延水响，　质朴无华宝塔风，
甘作齿轮唱实践，　速打背包赶新程②。
伯箫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但他的纺车声还响在我们耳边。
1982年8月北京
注：①指吴伯箫的散文《记一辆纺车》。
②指吴伯箫的散文《齿轮和螺丝钉》、《从实际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