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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苏区干部的好作风--江西省兴国县采访散记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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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2-10-03
第4版()
专栏:

发扬苏区干部的好作风
——江西省兴国县采访散记
《赣南报》记者 陈锦蕙 本报记者 高新庆
“哎呀嘞——
苏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着草鞋干革命,
夜走山路打灯笼。”
这首著名的兴国山歌,朴实无华地唱出了当年中央苏区“模范兴国县”干部的好作风。令人欣慰的是,这种优良作风在兴国县经久不衰,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为大家办事
怎能要报答?”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在乡下碰到苏区时期的妇女干部,解放后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兴国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74岁的老劳模李友秀同志。她身穿斜对襟浅蓝色褂子,卷着裤腿,满头银丝,步履矫健,象个普通农家妇女。
李友秀,1929年参加革命,跟着党风里来浪里走,岁月荏苒,壮心不已。1954年,第一届人大期间,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党的十二大前夕的一个晚上,月明星灿,她兴致勃勃地与我们侃侃而谈:“我参加革命几十年了,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也犯过不少错误,但毛主席教育的两条始终记在心里:一条叫群众路线,事事依靠群众,从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一条叫艰苦奋斗,发扬过去戴斗笠、穿草鞋的革命传统。”
李友秀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她经常到南昌去开会,县里要派专车接送,她都婉言谢绝,坚持坐公共汽车。我们问她:“您这么大年纪,坐坐小车也可以嘛,为什么非坐公共汽车哩?”她笑笑说:“同志呀,坐公共汽车不光是为公家省点汽油,还有更大的好处,可以以一个普通旅客的身份,听到旅客的各种议论、意见呵。比如有一次在车站等车,旅客发牢骚:‘兴国模范县,就是路糟糕’,可不是,车站的路面坑坑洼洼,旅客批评得对呀,回来一反映,有关方面组织力量把路修好了。”李友秀已古稀之年了,同志们劝她不要下乡,她说:“我是共产党员,又是人民代表,不下乡走走,哪能听到群众的呼声?”今年夏收夏种期间,她与县人事局的负责同志,顶着炎炎烈日,步行八个公社搞调查研究。当发现五里亭公社睦敬大队因缺水不能及时栽插晚稻时,立即把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等找来,先沿着渠道走了七、八里路,摸清水情,然后召集生产队长开会,商量办法,确定了专职管水员统一管水,制订了管水用水的乡规民约,终于使这个大队及时完成了晚稻栽插任务。
李友秀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人民感谢她。群联大队有两座桥,在搞农田水利时损坏了,没有及时修复。李友秀知道后,立即向有关方面反映,很快修好了,老俵很高兴,商量着要给李友秀送点花生等土特产。李友秀谢绝说:“我是人民的代表,为大家办事怎能要报答?”群众在背后评价李友秀说:“李大姐一身泥土气,腰直步子稳,是作田人的好代表。”
“开门四件事,天天挂在心”
1933年秋,毛主席到长冈乡调查,经过樟树塘小桥时,发现那小桥由三四根木头架成,桥面很窄,横栓又断了,走在上面摇摇晃晃。毛主席当即对乡干部说:这座桥太小,又坏了,会跌倒行人,尤其是小孩子上学经过,真叫人提心吊胆,要赶快修一下。象这些群众的日常生活问题,苏维埃的干部要想办法解决。快回瑞金时,毛主席又再三嘱咐要把小桥修好。不久,毛主席从瑞金写信来,还特别问到:樟树的小桥修好没有?乡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桥修得又结实又宽阔。
毛主席亲自培育的党要时刻关心群众生活、群众疾苦的作风,在兴国县已经扎下根来。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们访问了永丰公社。这里水土流失特别严重,剥皮山沿途皆是,河床淤沙堆积高于田块。年轻的公社书记雷万春同志说:“过去搞封山育林,订了很多严厉措施,还是封不住。原因就在只考虑封山一头,不考虑老俵烧柴一头。开门四件事,柴米油盐,我们这里柴是第一位的,正象老俵嫂说的,总不能让全家啃生米,冒得烧的,连草根都得拔掉。”停顿了一下,他继续说:“这两年觉悟了,先抓群众烧柴问题,公社配备了能源干事专管这件事。解决烧柴问题几个途径:第一、推广以煤代柴,每造林一亩,给煤500斤;第二、抓沼气的试验、推广工作;第三、大搞省柴灶,去冬以来发展了970多户;第四、种高秆作物,用秸秆作柴烧”,这样一来山可以封住了。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六个队,已封山育林6万亩。雷万春呷了口茶,感触颇深地说:“开门四件事,要天天挂在心。关心群众,才能动员群众。”“群众说好,当然要坚持”
“铁汉子”——钟德深,在兴国县,这个名字受到人们的尊重。
1972年,穷困的长冈公社合富大队文溪生产队社员,一致选举钟德深为生产队长。那时候的文溪,社员人均口粮不过400斤,人平收入不足50元。钟德深接任队长,“出手锏”就是改变“吃大锅饭”的状况,把生产队划分3个农业组,一个经济作物组,“分组作业,包产到组,以产计分”。实行这个办法以后生产直线上升。从1973年到1978年,粮食平均每年递增9%,总收入平均每年递增10%,粮、油、猪等征购任务,年年超额完成。当时,周围生产队有人提出这样的口号:“明学大寨,暗学文溪!”于是,在那“宁要社会主义草”的时代,文溪便成了批判对象。但老钟就是硬着头皮顶着。
三中全会以后,在地、县委支持下,文溪的经验才算正了“名”,并在全公社、全县推广开来。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80年1月,省里找十个县委书记座谈多种经营问题,钟德深作为特约代表参加会议,让他介绍“分组作业,包产到组,以产计分”的经验。他劈头一句话:“那是过时的经验了,我们现在不是包产到组,而是包产到户”,然后谈到“包产到户”,不但打碎了“大锅饭”,还打破了“中锅饭”,调动了家家户户自觉搞生产的积极性。一石击破水中天,与会者哗然。有的点头,有的摇头。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
理越辩越明,对老钟点头的更多了。但会一散,老钟人还未到家,省里的电话来了,要县里对老钟“多多帮助帮助”。“纠偏工作组”随之到了文溪生产队,有关方面决定:文溪不纠偏就要来“硬”的:第一、要组织批判,批倒批臭;第二、撤销钟德深队长职务;第三,给文溪经济制裁:不供应生产资料。大队还决定四条:1、办事不出证明;2、不协助调解纠纷;3、不供应煤油;4、不发布票。1980年3月老钟被撤职,包产到户被强令制止。但文溪群众仍然听老钟的,工作组一走,大家来个明纠暗不纠。耀邦同志视察赣州地区支持“双包”的讲话传下来了,地委、省委的负责同志对文溪包产到户明确表示支持,文溪又恢复了名誉,老钟又当上了队长。谈起这段经历,我们问老钟:“当时打击、压力这么大,您怎么这样铁心?”他微笑着说:“我坚信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我们所做的,经过实践的考验,群众说好,当然要坚持。”停顿了一下,他又意味深长地说:“个人得失算不得什么,坚持真理不能含糊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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