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源县砍伐架木中的官僚主义——平原省第三次党代会典型报告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济源县砍伐架木中的官僚主义
——平原省第三次党代会典型报告
去年，平原省济源县的灾情相当严重，全县平均只有三成年景，群众生活很苦，生产救灾是当时迫切的任务。在济源与山西阳城、翼城的交界处，有个大山林，东西长百余里，南北宽三四十里。其中有一部分是庙产，在一九四八年土改时，已有一些分给了群众。去年领导机关感到分给群众不合适，应收归国有，但未正式收回。去年十一月份，该县县委根据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方针，在新乡专署的帮助下，与国营新华公司订立了砍伐十万根架木的合同。合同规定每根架木六英寸直径，七尺长，三个月的时间完成。完成后，群众可收入小米九十万斤。
这个合同在签订前，县委对山林的情况的了解，除了平时有个抽象概念之外，就是根据新乡专署的一个科员从山上回来的反映，县里从未作调查研究。订立合同只是少数负责干部商量了一下，未和干部商量，又未和群众商量，也未很好研究国家保护山林的政策；只认为这是一种生产救灾的好门路，不这样做，生产救灾就没有办法，存在着单纯的救济观点和恩赐观点。因此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使国家财产与群众利益受到严重损失。
这个合同本身有以下问题：
（一）这个合同的签订，是把少数群众的要求当成了广大群众的要求，违背了大多数群众的意志。在靠山的四个村子，去年收成较好，但土地少而质量坏，群众虽有搞副业的要求，并有砍山的技术，但因砍架木利小，所以对砍木不积极（当时扛一根一丈二尺的檩条，可卖到十斤粮食，但扛一根七尺长的架木，只能赚到五斤粮食）。愿意砍的只有很少数为生活所迫的群众。平地群众灾荒严重，生活很苦，有生产救灾的要求，但没有砍山的技术，缺乏爬山的习惯，也不愿砍山林，因此合同本身是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的。
（二）对山林的情况了解的不够，又缺乏精确计算和周密计划。完成十万根架木的合同是有困难的。因为当时在前山上只能砍到五万根，其余的须到后山去砍，而后山路远难走，每次须经四十里大山，往返八十里。每人每天只能扛一根架木（七十斤）下山，赚到五斤粮食。根据山林情况和路程远近计算，十万根架木从山上连砍带装运，须八万个民力。以每根七十斤计算，共七百万斤，每个大车每次拉一千斤，共须七千车才能运完。全县总共只能动员四百辆车，每辆车运十七次，每次六天，共需一百零二天才能运完，即使是这样计算，但还没有把阴天下雪，人畜的休息时间等计算进去，而合同规定的期限却只是三个月。这说明了合同本身是与实际情况脱节的，因此造成了严重的强迫命令。
如何执行呢？
从去年十一月初到今年一月初，是执行合同的第一阶段。首先碰到的就是林权问题。前山因在一九四八年土改时，已有一部分分给了群众，后来虽曾一度计划收归国家所有，但因群众不满，并未正式收回。县委会为了履行合同，曾派县委去解决林权问题，确定除私有森林应坚决保护外，所分到公家的山林，已经私人出力修理者，由私人砍伐，其余可让群众砍伐。这样确定后，群众只砍了三万根。运下山者八千根，运到焦作煤矿者只五百根。两个月后到旧历年，又遇到天下大雪，路滑难走，工作就停止了。
这时新乡专署曾发了个通报，批评济源县领导是“慢腾腾的官僚主义，领导不力，进行太慢”。接着平原日报也批评济源县领导机关“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几十万斤小米，群众得不到，怨声载道”。这两方面的批评，更加促进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发展（地委专署及报社在这次整风中都做了自我检讨——编者）。
县委在受到批评以后态度怎样呢？
第一、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接受批评。不考查有没有完成任务的条件，只认为这是“主观努力不够，干部领导不力”。第二、尤其在公开受到批评后，感到很丢人；历次的参军参战都完成了任务，因此盲目的认为工作有基础，群众有觉悟，十万根架木还能完不成？第三、认为已订了合同，煤矿等着用，如不完成，不只影响了信用，煤矿也要受到损失。
由于这些思想存在，领导砍架木就采取了简单化的方法，对群众不是说服动员，而是强迫命令了。当时有的区干部向县委反映：群众普遍的提出利不大，加上到春耕时节了，都不愿去。但县领导上并未认真的来考虑这些意见，在作了些解释之后，即命令：“在一个月内完成七万根架木的任务；时间一天不能多，任务一根不能少，完不成由区长和区书负责。”县里的官僚主义态度（还有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编者）就促使区干部对群众采取了命令主义。区干部到村不到一周，就“动员”了两千余人上山。有的群众曾提出：“你们是生产救灾，还是任务？要是生产救灾，我们这里没灾；要是完成任务，我们没说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可以去这一次。”区干部就答复道：“一半为救灾，一半为任务。”结果群众中很多是按劳力摊派的。有个富农，村里派他去，他出粮食雇了个人去，但被区干部打回来了。非叫本人亲自去不可。一般群众中也有愿意用米雇人去的。正月十五群众连春节也没得过，就被强迫上山去砍架木了。上山以后，又因缺乏组织和计划，即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不管是果木树还是林木，捞着就砍。山上群众害怕被山下群众砍去了，也抢着砍。一时形成了严重的紊乱局面。两天以后，县里才派去干部制止了，但是乱子已经闯下了。这次共砍了架木四万根，连前次的共七万根。群众共得到粮食三十多万斤，因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不合规格的，伐来木头也换不到米。同时这次砍山林中，共砍了私人树木三千七百根，其中有果木树八十多根。有些山下群众到山上去，因房子少、缺水喝，又缺乏组织，所以违犯群众利益很严重。有吃了山上群众的棒子的，有吃了白面的。造成山上和山下群众的对立。同时群众对领导很不满意，有的说：“天天叫保护林木，现在又破坏林木。”有的说：“不是救灾，是要人命哩！公家作买卖，叫咱遭罪！”砍架木民工冰天雪地爬几十里大山，受冻受饿不算，还有的把脚砍了，有的冻出病了。
济源在这次砍架木中表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严重的违反了党的政策、路线，严重的损害了国家财产和群众利益，并使山上山下对立起来，影响了团结。
为什么会造成以上的错误呢？
根据济源县委、新乡地委和平原日报社的检讨和自我批评，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不调查研究，凭道听途说，凭印象办事。二、缺乏群众观点，和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做工作喜欢轰轰烈烈，愿搞大的不愿搞小的。这样和广大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不和群众商量，只少数人包办了事。对群众的意见，不认真地考虑、研究，一意孤行，结果严重的脱离了群众。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事先既没有调查研究和群众商量，受到批评之后又不冷静分析研究情况，而是“英雄”式的“限期完成”。四、地委和报纸的批评，本身也缺乏群众观点，只批评济源没有完成任务，并不考虑能否完成、如何完成，更没有派人去检查，因此更助长了错误。五、无计划无组织的盲目砍伐。六、有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县委借口联系不便，应向地委报告的没有报告，只是蒙着头干，到发生了问题才请示。
最后，问题是怎样处理的呢？发现错误之后，领导上就立即下令停止，县长亲自向群众承认了错误，县领导干部并在人代会上进行了检讨。此外又拿出了五千四百多斤粮食，赔偿被砍了树木的群众。
（中共济源县县委书记王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