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兵到元帅--读《刘伯承军事生涯》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从士兵到元帅
——读《刘伯承军事生涯》
李德生
《刘伯承军事生涯》经过作者杨国宇、陈斐琴、李鞍明、王伟和中国青年出版社有关同志的努力，终于出版了。我作为曾长期跟随刘伯承同志战斗过的老战士，甚感欣慰。
刘伯承同志是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身经百战的元帅、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家。1911年，他年仅十九岁，就参加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学生军，开始了他艰辛、漫长的军事生涯。屈指一算，距今已有七十一年。这个历史，是他从士兵到元帅的历史；是他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历史；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的历史。刘伯承以他不可磨灭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在中国现代战争史及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刘伯承军事生涯》就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叙述刘伯承所走过的光辉历程的书。
这本书忠实于历史，并且具有非常强的故事性。读过它，刘伯承不同时期的形象跃然纸上。
我时常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不仅为后代开创了新的时代，而且也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我愿在这里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同志，包括我军青年指挥员和青年战士，推荐《刘伯承军事生涯》这本书。希望大家都来读读它，看看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是怎样思想和行动的；看看在那个过去了的年代，他们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些什么。
我读过《刘伯承军事生涯》，深感刘伯承不仅作为闻名中外的元帅，而且作为普通的士兵，在他的七十一年军事生涯中留下了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是刘伯承早年几经磨难而认识的伟大真理。刘伯承在青少年时代，怀着民主改革和富国强兵的思想，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在同盟会创立的蜀军第五师任职，参加了讨袁、护国、护法诸役。他率部转战四川各地，夺关斩将，克敌制胜，被誉为川中名将。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和其它因素的影响，这位著名的爱国军人却一度痛苦地挣扎在军阀混战的角斗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帮助，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整个中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就是在这个时期，刘伯承在与共产党人杨闇公、吴玉章、赵世炎、陈独秀和周恩来的大量接触中，开始反省过去十余年出生入死的军旅生活。他不仅认识到了旧军阀和新军阀的所做所为与自己的为民志向格格不入，而且也认识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已经走不通，唯有共产党的道路才是中国的希望。1926年5月13日，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就在这年年底，他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泸（州）顺（庆）起义。从此，刘伯承的军事生涯进入了为人民打江山的崭新阶段。
对于他以前的这段历史，朱德同志在同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谈话时曾说过：“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做了军阀而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陷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人看到了新的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许多国民党军人变成了新军阀。而刘伯承和我两个人则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的道路。”
在新的军事生涯里，刘伯承参与发动和领导了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红军时期他担任党中央军委总参谋长，迭挫强敌，战功卓著；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转战华北敌后，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了人民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后来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与邓小平同志一起长期统帅一个方面的战略大军，为创建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建国以后他长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和政治委员，为培养我军的高级指挥干部付出了辛勤劳动，为建设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伯承同志集革命军人的崇高军德于一身。朱德同志早在1942年就说过：“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材。”
刘伯承同志的“仁”，最重要的是表现在他始终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谋利益。他之所以能有别于同时代许多旧军队将领，“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的道路”，关键就取决于这点。在他离家参军反对清朝政府，即将迈出军事生涯第一步的时候，家乡的邻居有人曾劝他去经商走发财之路，年仅十九岁的刘伯承就说：“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一身之富贵！”尔后当他几经苦斗，没有找到真正救国救民道路时，便悄悄隐退了。许多人要拉他重新在军阀部队中任要职，他严辞拒绝：“我家无私蓄，遇敌奋不顾身者，惟恐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官压民扰，民将不民，并非为了博取虚名和荣显。这班军阀若以爵禄相诱，可说是有眼无珠了。”在他加入了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他又把这种对人民的“仁”提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的高度来认识。红军长征中，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刘伯承与朱德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冒着生命危险，同张国焘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维护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利益，充分显示了严格的党性和对人民的忠诚。至于刘伯承在战争年代为党、为人民出生入死，时时处处爱护、体贴下属官兵的事迹，更是数不胜数。
刘伯承同志的“智”，在于他通晓古今中外兵法，富有精熟的军事谋略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刘伯承敢于承认敌军的狡猾，善于研究敌军的战略战术，进而制定出正确的作战原则，才使他的部队立于不败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和邓小平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在虎（日本侵略军）狼（顽军）夹击的复杂情况下，进行了前门拒虎、后门逐狼的无数次战斗。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总力战争。结果，一二九师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最后控制了晋冀鲁豫区的80多座城市和广阔的农村，军队也发展到30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实行中央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刘伯承和邓小平与敌人的“斗智”艺术。当时，刘邓大军以突然的动作打破蒋军的黄河防线，进行了鲁西南战役，使自己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都处于主动地位。但是，刘邓既不打陇海，也不打新黄河以东和平汉路，而是下决心不要后方，实施千里跃进的壮举。在此举之前，为了给蒋军造成错觉，刘邓精心部署进军路线；命令部队在黄河渡口佯动，造成主力要北渡的声势；又以暂归刘邓指挥的兄弟野战军的部队实行牵制，使蒋介石根本没考虑到刘邓大军会不要后方而南进，遂调集30个旅的庞大兵力分五路向郓城、巨野合击。当刘邓大军突然跨过陇海路，向蒋军辽阔空虚的战略纵深疾进时，蒋介石还判断刘邓大军是在其重兵逼迫下，既不能北渡黄河，也不敢再战，只能“南窜”，便调24个旅尾追、侧击，只以极少数兵力在刘邓大军南进必经之路的沙河布防。刘邓将计就计，命令部队以最快的速度过涡河、黄泛区、沙河，把蒋军远远甩开。直到我军指向大别山的矛头十分明显时，蒋介石方才醒悟，但为时已晚。此次千里跃进之行，除了在汝河和淮河一带与赶上来的敌人展开过激烈战斗外，几乎没打什么大仗，全是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与敌“斗智”。
刘伯承同志的“勇”，表现在他不畏强敌，镇定自若，英勇作战，果敢指挥。刘伯承常说：打仗要靠勇气，怕死鬼打不了胜仗！在早期军事生涯中，他作为战斗员和旅、团、连、排指挥员，每次战斗都是直接置身于最前线，带领士兵冲锋陷阵。在1916年的讨袁战争中，刘伯承等人率川东护国军攻击丰都城，尽管守城的袁军不论是从装备还是从数量上讲，都大大超过了护国军，但刘伯承亲率士兵打冲锋，只一个回合就击溃了袁军。不幸的是，刘伯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右眼球被打出，颅骨也被击破。据后来统计，刘伯承在过去的战斗中负伤九次，最重的就是这一次，使他永远失去了右眼。后来他担任了我军高级指挥员，仍然保持了这种可贵的精神和作风。不过，他这时候已经不仅仅是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更重要的是他善于运用正确的作战原则，勇于挑战争重担，敢于啃硬骨头，并注意培养部队指战员不怕苦、不怕死，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杀敌的顽强作风。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了巨野战役（即龙凤之战）。战役中，第二纵队五旅负责在龙固集一带阻击敌五军，掩护主力进攻张凤集敌整编十一师的部队。这两支敌军都是蒋介石的王牌主力，一式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五旅打得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整个战役的胜败。为此，刘伯承特意乘坐胶皮轱辘马车前往五旅司令部，对五旅干部说：“我们要把这两只老虎打个头破血流！”“要软顶硬打，先把敌人盘软，然后再打。象教师爷打架一样，先让后打！”之后，他马不停蹄连夜到五旅打头阵的接敌团检查；接着，又冒着生命危险去部署在最前沿的主力营视察。刘伯承身为野战军司令员，深入旅、团、营指导作战，鼓舞士气，使部队战斗情绪空前高涨。这次战斗的紧急时刻，敌人的炮火异常猛烈，我军伤亡很大，但部队指战员们一想到身后有刘司令员，感到责任重大而又信心十足，作战勇敢顽强，顶住了敌人的巨大压力。在向大别山跃进途中，野战军指挥部和第六纵队被敌八十五师阻于汝河北岸，而在后面尾追的敌三个师已很接近，情况万分危急。刘伯承向部队发出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激动人心的指示，和邓小平一起冒着炮火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给部队以极大的鼓舞。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带领战士在敌阵中杀开一条血路，使机关、部队及时安全地渡过了汝河。这就是刘伯承部队的勇猛战斗作风。
刘伯承同志的“严”，一是他作为一名模范的革命军人，自身要求严；二是他作为统帅千军万马的将领，带兵治军严。读者阅读《刘伯承军事生涯》这本书，会从中发现刘伯承同志的这一军德，会得到启迪。
刘伯承同志富有卓越的指挥艺术。《刘伯承军事生涯》对他在过去年代里指挥的各次战斗、战役和战略行动，从前期军事生涯的讨袁、护国、护法诸役，到红军时期参与指挥第四次反“围剿”，长征途中率红军先头部队抢渡乌江、巧渡金沙江、飞跃大渡河等著名战斗，再到抗日战争时期以游击战争进行闻名中外的阳明堡、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香城固战斗和百团大战，最后到解放战争前期的十战十捷（上党、平汉、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豫北战役），以及渡黄河实施战略反攻、鲁西南大捷、千里跃进大别山、逐鹿中原、淮海决战、挥师过大江和进军大西南，都有比较详细而生动的描述。前不久，报纸刊登了刘华清同志《读〈刘伯承用兵录〉》的文章，对刘伯承的用兵特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我在这里就不再复述。只谈谈在学习战争、增长才干方面我们至少应该学习的几点。
一是刘伯承同志能正确认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在军事指挥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刘伯承是受过正统教育训练的军人。191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重庆军政府的陆军将弁学堂蜀军军官速成班；1927年，党又送他进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由于学习成绩突出，他被该校推荐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这些学校，使刘伯承的军事修养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刘伯承同志始终记着，离开实践的理论是死理论，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瞎实践。坚持在指导战争中不搞教条主义，不搞经验主义，而是深入调查研究，了解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这五种指挥员必须掌握的因素，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刘伯承不搞经验主义，并不是不重视经验。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刘伯承写下了大量军事著作，而这些著作几乎无一不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古今中外著名军事家的军事理论，对自己的作战经验进行总结，并进而提出了我军自己独到的一些军事理论和新战法，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陈毅元帅曾称赞刘伯承是：论兵新孙吴，是当代的兵法家。叶剑英元帅说刘伯承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这些称誉，我看刘伯承同志是受之无愧的。
二是刘伯承同志有着刻苦博学的精神。他的座右铭是：“对既学来的感到用之不足，对未学来的感到求之不尽”。他对学习有古人“头悬梁，锥刺股”之风。他在莫斯科高级步校学习时，别人都担心他年纪已过
“而立”之年，不易学好俄文了。但他胸怀“钻研马列主义、精通军事科学以报效祖国之心”，日夜苦学，攻下了这道难关，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了基础。在长期艰苦紧张的战争年代里，他抓紧一切空隙，不放松点滴时间，经常用放大镜在油灯下孜孜不倦地读书，总结经验教训。刘伯承不但学习刻苦，而且他还把孔丘的“博学于文，约之于礼”的旧博约观改造为新博约观，提出：研究军事科学的方法是博而约，约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他本人在漫长的战争生活中，努力博学古今中外著名军事家的军事理论和名将的军事实践，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苏沃洛夫、拿破仑、克劳塞维茨、鲁登道夫、冈村宁次，从苏联的合同战术、游击战术到美国、德国的战斗教令、日本的典范令，从孙武、孙膑、孔明到庞涓、马谡，他无不学习，而又善于约之于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毛泽东军事思想。正是由于他有这种良好的学习精神，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他的军事理论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刘伯承同志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他在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将领时，仍然时常检讨自己的指挥，即使是打了漂亮的大胜仗，也要从中找出不足，以利再战中克服纠正。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龙凤之战中，由于刘邓判断敌情准确，部署兵力精心，调动指挥果敢，野战军获全胜。但是，刘伯承却在战后主动向部队检讨：龙凤作战，敌人自己承认他是失败了，但是我们也有缺点。在战役上我主力宜大踏步地机动，才能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容易各个消灭敌人。此次则陷于“牛抵角”僵持的笨拙状态，以至敌人十分谨慎，不可能调动和迷惑敌人，使其暴露弱点，实际上我则陷入被动。能够在胜仗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主动检讨不足，这种将领不很多，而刘伯承却做到了。
总之，刘伯承同志光辉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是我党我军的一笔宝贵财富。在党中央领导我们向“四化”进军的新形势下，它对于激发广大共产党员坚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对引导广大青少年正确探索人生道路，对于培养造成我军新一代革命军人和指挥人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认真学习和研究。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应该指出，《刘伯承军事生涯》作为一本刘伯承军事活动传记，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如刘伯承的整个军事活动写得不很细，一些重要活动未能记述，个别历史事件的评价也需要斟酌等等。希望作者、编者和一切了解情况的同志共同努力，把这本书修订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