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罚严明　“为治之要”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读史札记

赏罚严明　“为治之要”
穆福田　马周年
我国三国时代的著名政治家诸葛亮曾这样说过：“赏以兴功，罚以禁奸”，乃是“为治之要”。古往今来，凡是有远见、有作为的领导者，无不把赏罚严明当作治国治军的重要武器。他们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既要明确宣布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又要撷取好的范例，捕捉坏的典型，褒此贬彼，赏此罚彼，让人们从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中汲取教益，或起而效尤，或慎之戒之。从本质上讲，赏罚严明，就是原则分明，纪律严明。
纵观我国历代王朝兴衰史，凡是赏罚严明的时代，正气就上升，邪恶就受到抑制，国势就兴旺强大；凡是赏罚失当的时候，邪气就嚣张，正气就被窒息，国家就日渐羸弱。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隋王朝。这个仅经历了两代帝王的短命王朝，却有一部大治大乱、大起大落的历史。文帝杨坚，赏罚严明。他多次下诏褒奖政绩突出的官吏，亲自把考绩天下第一的临颍县令刘旷提升为莒州刺史，对在另一次考绩中荣登榜首的汴州刺史令狐熙赐帛三百匹，并布告天下。恰恰相反，太子杨勇因奢侈好色被废黜，儿子杨俊因多造宫室被关了禁闭。大臣杨素说罚得太重了，他声色俱厉地训斥道：皇子和百姓只有一个法律，照你的说法，是否要另订一套皇子律？对儿子严厉若此，对贪官污吏可想而知。这些措施，深得天下好感，成了他振兴三百多年战事纷乱的疲癃局面，把封建制度推向繁荣的机杼。继位的炀帝却一反其道，以能否满足个人的淫欲为标准而滥施赏罚。他巡游江都途中，先后有三名地方官恳切地劝他回转京都，莫作劳民伤财、损耗国家元气之举。他盛怒之下把他们杀了。到达江都，他接见地方官，不问政绩优劣，专问献礼多少。两个名声很臭的贪官，因献珍奇异物有
“功”，立即得到升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吏治大坏，民不聊生，隋文帝开创的基业转瞬被剥蚀一空。农民起义的巨浪，终于淹没了这个独夫。披览史籍，这种正反两方面的事例，俯拾皆是。
研究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到，要作到赏罚严明，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关键是必须作到三条：一是自身正；二是赏罚依法不依言；三是不得以贵贱亲疏异法。
一个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必然以有利还是有害于事业的成功为标准来决定赏罚。因此，除少数偶然情况外，都能作到赏罚严明。一个骄奢专横的君主，则必然以能否满足一己私欲、迎合个人偏见为标准，其结果只能是正邪颠倒，赏恶罚善。例如直臣的进谏，因其多是披肝沥胆、切中时弊的忠言，历来为史官推崇。但谏者的遭遇却不同：比干仗义忠谏，商纣王不以为善，反以酷刑杀之，那是因为商纣王昏庸无道；魏征犯颜直陈，唐太宗认为他“安国利人，成我功业”，多次重赏，那是因为唐太宗有治国强邦的事业心。历史上多少个赏罚失当的先例，不都可以从统治者自身的
“不正”中找到根源吗？
在以言代法、言即为法的情况下，赏罚就没有了法律标准。这是造成赏罚失当的一个重要原因。请看《贞观政要》记载的一段史实。初唐时，朝廷大开选举。一些人伪造资历欺骗政府。“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于死。”后来果然查出几个不自首的。罪犯被交给大臣戴胄办。他却没有按唐太宗的意见处死罪犯，只是依法判为流刑。于是君臣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唐太宗说：我下令处死罪犯，你却判为流刑，不是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我的话还有没有信用？戴胄从容不迫地答道：陛下既然把案子交给我，我只能依法办案。依法办事，是国家的信用，最大的信用。您的话，只是激于一时喜怒而发。我若违背法律而按您的某一句话来判案，那才是最大的失信呵！唐太宗转怒为喜，说，我的话有悖于法，你能纠正，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争执的结果，终于统一到依法办事上来了。不但罪犯罚得恰当，就是坚持依法定赏罚的戴胄也得到了太宗的奖赏，被提升为尚书左丞。
封建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等级宗法制度。在不少执法者那里，赏功罚罪变成了赏贵罚贱，赏亲罚疏。这种作法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影响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一些明智的政治家有鉴于此，先后提出并实行过“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等主张。这种史实，史籍有不少记载。例如，汉武帝依法处死外甥昭平君（《汉书·东方朔传》），董宣严惩湖阳公主的亲信（《后汉书·董宣传》），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三国志·蜀书》），曹操以五色棒杖打豪族（《三国志·魏书》），等等。这种赏罚严明的作风，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推动历史进步，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能作到这一点的封建政治家固然不多，但他们毕竟象漫漫长夜中的点点星光闪烁在古典史籍之中。
我们肩负着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重任，赏罚严明同样是很重要的。比之古人，我们应该而且能够作到：原则更加坚定，法律更加健全，赏罚更加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