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再给他十年--悼石鲁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假如再给他十年
——悼石鲁
王汶石
他安息了，他毕竟还是停止了呼吸，同他在其中战斗了一生的这个世界永别了。
他躺在那洁白如雪的灵床上，躺在他的战友、亲人和党组织献给他的花簇丛中，那样的安详、平静，眉间是那样的舒展，开朗。
他真是那样心平气和地同死神握手的么？是的。那也就是石鲁。一个勇敢乐观的人，他就是那样的性格。四十年来，我从未听他诉过什么苦，即便是最近十几年，他虽病得那样沉重，但我每次去看望他，他都从来不曾诉说过自己的病痛，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是以他那惯常的笑容接待那些到病榻旁来看望他的、或许可以说是来为他送行的人们。
然而，他真是那般毫不留恋地离开战场、甘心接受这永恒的休息么？不，决不！这哪是石鲁？这哪是他的性格？四十年来，我从未见他有过什么自我满足的情绪，他总是那么忙，那么闲不住，总是在追求，追求，满怀信心地追求。熟悉他的同志都知道，他还有许多事要做，还有许多画要画，还有许多文章要写，他还要发展他的“长安画派”，他还在关心着党的美术事业，直到临终前的几分钟，他还在关心着一位中年画家的入党问题。他才不过六十三岁，他的事业实际上才刚刚开头，他好不容易坚持到今天，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政治上天朗气清，艺苑里惠风和畅，英明的党领导我们正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正是他挥笔泼墨的大好晨光，他怎么愿搁笔休息呢，他是绝不甘心的啊！
我在未认识石鲁以前先认识了他的画。那是一幅青年人的还有点稚气的画，但却是一幅控诉的画，愤怒的画。纪念抗战五周年的时日，在延安文化沟口的露天舞台上，展出了一个纪念画刊，其中有一幅题为《娃娃兵》，画的是日寇练兵场上，我们的一个同胞被缚在枯树桩子上，旁边一个凶恶的日本军官正在指挥一个满脸稚气的娃娃兵，提刀练习砍杀这个无辜的老百姓。日本侵略者就是用这种灭绝人性的方法，把他们强征入伍的日本少年，训练成嗜杀成性的恶魔。这幅画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几天后，我被调到西北文工团去工作，和画的作者认识了，他就是石鲁，文工团的美术组长，一个来自四川仁寿的二十出头的青年。他，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少爷，为了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他信仰了人类最先进的思想共产主义，背叛了自己原属的阶级，跨过巴山、秦岭，越过黄龙、乔山，不远千里，徒步来到延安，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小伙子，热情，雄辩，自信，倔强，而他的性格中最吸引同志们的，是他那令人惊叹的、顽强的苦学和独创精神。
他是一个在事业上有远大抱负的青年，但他对于任何一件于革命有益的具体而细微的工作，干起来也都是极端负责任的。每当演剧时，舞台布景工作，从设计、制作到装台，便都落在他的肩上。记得那是在演出苏联话剧《生活在召唤》，我们文学组的同志，也加入临时组建的舞台工作组，跟他学习使用锯、刨、斧、锛；跟他在山沟里的风化石缝中，寻找红、黄、蓝、绿、赭等各种可以代替颜料的泥土；跟他学习幕间换景，这种时候，他总是日日夜夜埋头劳作，从无半点嫌弃厌倦之色。
他是一个在艺术上造诣很深、追求很高的人，但他从来不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他乐于把他的艺术服务于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在那为民族争生存、为人民大众夺取政权的年代，他象所有共产党员和所有革命文学工作者一样，把他的绘画艺术当作武器，无保留地献给党和人民。他从事漫画、宣传画、版画的创作；他参加街头诗画的活动；他热情地加入“拉洋片”组，和其他同志一起，赶着毛驴，在陕北山村，自画、自拉、自唱，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揭露敌人，消灭敌人，和那些拿枪拿炮的武装同志，在一条战壕里，用不同的武器对敌作战。
他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党员艺术工作者，他恭恭敬敬地向工农兵群众学习，刻苦地磨练技巧，他那深入群众，苦练苦学的精神，在当时的延安是很引人注目的。他的妻子是演员，带孩子的任务，常常落在他这个当画家的爸爸身上。有一个时期，在延安，无论是骄阳似火的酷夏，或是冰封雪拥的隆冬，人们常常会见到一个长发蓬松的青年，背上缚着一个黑瘦的小男孩，时而在南七里铺的山头，时而在杜甫川的硷畔，一忽儿在延水之滨，一忽儿又在凤凰山麓，坐着个自制的小马扎，捧着块自制的小画板，为农民，为石匠，为牧羊人，为赶脚汉，为自卫军，为老红军，为小八路，为女战士，为婆姨、女子，为老汉、娃娃潜心写照，为陕北的山，陕北的水，陕北的窑洞，陕北的山村，以及陕北的蓝天，白云，落照，炊烟写生。他就是石鲁。石鲁的这种远大志向和苦学精神，代表了他同时代的延安青年，代表了那个年代革命青年共同的精神风貌，而同时，他又给他周围的青年战友，树立了一个出色的榜样。
他是党培养的有才能有成就的画家，但他却一向虚怀若谷，从不自视高大。大西北解放了，党把团结陕西和西北美术界、发展西北社会主义美术的重任交给他，他没有辜负党的委托，在团结党外艺术家方面，他证明自己是一个心地光明的共产党员。西北文代会筹备期间，石鲁同志极力主张由非党民主人士、著名国画家赵望云先生担任西北美协主席。此后多年，先后在西北和陕西美协，他一直为望云同志作助手。
他是一个襟怀开阔的人，但又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的人。他那种不妥协精神令人神往。建国以后，文艺界“左”的东西越来越严重。石鲁作为一个具有独创精神的艺术家，为了发展风格多样的社会主义艺术，为了保护有独创性的青年画家，他不得不时时刻刻挺身而出，和一些不恰当的观点作斗争。人们不会忘记，六十年代初，一位青年版画家的一幅题为《枣园春色》的作品，被加以色彩灰暗、调子阴冷等等不切实际的指摘。石鲁不同意这个批评，他出面为那位青年版画家辩护。在一次省委宣传部召开的规模相当大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带去那幅作品，悬挂在会议厅的墙壁上，摆开阵势，声称愿意同任何人辩论。这就是石鲁，这就是他那种坚持正确意见时的不妥协精神。
在艺术创作上，进城多年来他坚持同庸俗社会学作斗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坚持独创。他是被誉为“长安画派”的主要创立者和代表者。他既努力学习前人，而又不泥古。不论是人物还是山水，也不论是花卉还是书法，他的每一件作品，每一个形象都有独到之处。他毫不妥协地坚持艺术风格上的创新。
这样一个政治上对党忠诚，艺术上才华横溢的优秀党员艺术家，后来的遭遇却是很不幸，很悲惨的。十年动乱的年月里，我们同住一个“牛棚”，而在那个“牛棚”里不幸的人中，又数他最不幸，最悲惨。当时，他已经精神失常了，经常胡乱画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人家在他的床铺下搜出几张这样的东西，要给他定个现行反革命的罪名，甚至策划判他死刑。亏得医生证明他确是精神失常，这才保存了生命。后来，由于外贸组织字画出口，又适逢要解放干部和使用干部，于是，一夜之间，他居然身价百倍，当了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文化组的美术顾问。然而，曾几何时，“四人帮”又祭起一阵批“黑画”的妖雾；于是，一夜之间，他又变成了一个制作黑画的大罪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更有甚者，病得奄奄一息的石鲁，又一次要被作为“敌我矛盾”的角色，强制发配到镇巴山区去劳改，只是由于他的亲属为了给他医病到处奔走抗争，才把行期拖了下来，熬过了这次放逐风。
令人难忘的是，即便是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共产党员石鲁，他愤怒，他抗争，但他从未失去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未丧失对生活的勇气。他还有着庞大的计划，为此，他长时间躺在病床上，极力保持着心绪的安宁，指望着能早一日离开病床，盼望着能恢复手指和腕关节的灵活，以便能够早日握笔挥墨，为自己终生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再添几笔新的色彩。不幸的是，十年动乱落在他头上的打击实在太沉重了；虽然，他在病中还为救灾义卖作画，但他备受摧残的躯体，终于还是没有能够战胜死神，当代中国一支灵秀的画笔终于还是过早地折断了。
他安息了，如今，他静静地躺在灵床上，静静地躺在前来同他告别的战友、学生和亲人之中。照我看来，以他那火样的热情，倔强的性格，雄辩的口才，他是绝对应当申诉，呼喊，抗议死神的不公的，然而，意外地，他却是那般安详，宁静；那般的释然和开朗。这也是不难明白的。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么？他一生，为自己的信仰战斗了，为自己的党战斗了，为自己的人民战斗了，而且战斗得那般出色。他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一最寻常的但却比生命还尊贵的光荣称号。
不过，我还是禁不住又想，他实在还年轻，如果再给他二十年，就算十年吧，那在他的征途上，又会有怎样的一番壮丽的景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