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海峡那边来——访辽宁大学物理系教授于善钧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他从海峡那边来
——访辽宁大学物理系教授于善钧
本报记者　朱习华
茶几上摊开一本画报，上面刊登的几帧照片，记录着于善钧去年刚回祖国大陆时的行踪：领导同志迎候在客机舷梯边同他热情握手；辽宁大学副校长为新受聘的于教授设宴洗尘；于善钧向国内物理学界同行介绍自己近年来的科研成果；在宽敞而又明亮的书房内他研究学问……现在，于善钧正坐在这间书房茶几旁边，向我倾诉他毅然离开台湾的初衷。
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莫过于怀才不遇；于善钧当年学成归台，恰恰遇到了这种倒霉事。1956年，20岁的于善钧离台赴美留学。他以自己的聪颖和刻苦，先后获得奥克拉荷马大学学士、普杜大学硕士、哈佛大学博士的学衔。他的博士论文《关于电子和声子的交互作用》，论述了物理学一个崭新的课题，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曾得到美国物理学界有识之士的赞赏。不到30岁的于善钧踌躇满志，急切盼望自己今后能在物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上做一番事业。可是，1965年他回台湾目睹那里研究工作的状况以后，心一下子紧缩了。似乎是为了舒发胸中的郁闷，他长叹了一口气说，
“要不是在台湾蹉跎这十来年，我在事业上也许已做出新成绩了。”
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科学文化的发展很不景气，被外人讥为“文化沙漠”。于善钧回台湾后不久，发现当局根本不重视发展基础理论研究。在他任教过的台湾交通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和私立逢甲大学里，他看见绝大多数教授终日为生计奔波，很少有做研究工作的；即便有一点，也不过是译释外国人的专著。是呵，飞涨的物价，不仅使一般百姓的生活受到威胁，就是学者、教授也难免受其害。为了生活，就得多挣钱；为了多挣钱，就得多教“钟点”。许多教授除了在受聘大学里担负繁重的课时外，还牺牲休息时间到别的大学兼课，以赚取“钟点费”。一些很有才干、曾经在国外得过博士学位的人，回台湾不几年就变成了以授课为谋生手段的“挣钱机器”。于善钧从这些人的命运看到自己未来的影子，心情之悲凉可想而知。
于善钧是个不屈服于命运的人。表面看去，他象其他“归国学人”一样“入乡随俗”，一边担负所在大学的课时，一边到外校拚命地挣“钟点费”。可是，他租赁廉价的居室，自己炒菜烧饭，生活过得很俭朴。到1976年，他手里积攒了一笔钱，便毫不犹豫地辞去教职，移居到台东的东海大学附近，赁屋隐居，杜门谢客，省吃俭用，潜心钻研久蓄心头的研究课题——关于低温超导的基本理论。
我抬头望他一眼，感觉到这位讲话语调不高的文弱书生，胸中积蓄着强烈的自强不息的力量。
……自费研究的生活坚持了4年，终究不是长计。怎么办呢？1968年他办了移民手续去美国，却找不着合适的工作，后来又返回台湾。这件事他记忆犹新。正当他为去路茫茫而焦虑的时候，一道希望的电光突然把他的生活照亮了。原来，于善钧在台湾不管每天怎么忙碌，都坚持收听祖国大陆的无线电广播。他曾为科技界在“文化大革命”中横遭摧残而忧伤，也曾为“交白卷”的张铁生成了“英雄”而迷惘。自从大陆广播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更加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变化。有一天晚饭后，他关闭房门，扭开收音机，突然听到电台正播送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当他听到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宣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的时候，他的心胸豁然开朗，回祖国大陆去的决心也就在那时下定。
从此，他一边抓紧时间写作科学论文，一边寻找从台湾这个他称之为“最没有意思的地方”脱身的时机，终于在去年春上，几经辗转，回到了离别33年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