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战士刘少白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民主战士刘少白同志
刘献珺　张友　肖麦林
山西省政协已故副主席刘少白同志是著名的民主战士，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毛泽东同志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说过：“晋绥边区的刘少白、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等人，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相当大的帮助”。这是对刘少白同志革命活动的最高评价。
在黑暗中前进
刘少白，原名刘象庚，1883年6月30日出生在山西省兴县黑峪口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05年夏，少白考入太原府中学堂。在这一时期，少白读了很多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这对于激励他形成挽救祖国危亡志愿有很大影响。1908年夏，少白以优异的成绩从太原府中学堂毕业后，考入山西大学堂法律预科。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山西是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之一。少白在山西大学堂剪掉辫子，参加起义活动。不久，清军进兵娘子关，起义军撤出太原，学校休学。少白回到兴县，组织民团与县官斗争，反封建，兴办女学，搞得轰轰烈烈。清军进入太原后，反动县官下令逮捕少白，他闻讯后于1912年除夕化装转移。不久南北议和，他始辗转回到太原。1912年（民国元年）3月，少白被选为山西省临时省议会议员。但他很快发现，民国并不属于人民，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中国人民仍然处于黑暗的深渊。少白陷入了失望和苦闷之中。1915年，山西省选举第二届议会议员，贿赂公行，少白平时因言谈不合乎当时思潮，又不愿行贿，遂告落选。
1918年夏，少白自山西大学毕业，得法学士学位。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少白思想受到很大震动，在黑暗中看到一线光明。他博览群书，《新青年》、《向导》等杂志，是他爱不释手的必读之物。1922年少白应聘任山西省立工业专门学校秘书长并兼任国文教员，大胆地改革教学工作。他以鲁迅的作品和《新青年》上的文章作为教材教育学生，不仅给学生以语文知识，更多的是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1926年3月，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他的女儿刘亚雄在女师大因闹学潮和参加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活动，被开除学籍。少白义愤地投书《京报》，谴责反动当局对学生的迫害。9月，党决定派刘亚雄到莫斯科学习，少白积极支持，亲自到北京为之送行。对于社会上兴利除弊的事情，少白也是当仁不让，积极参加。1922年，少白任太原工业学校秘书长时，参加了学生举行的反对增加房税的运动。1921年，听说家乡闹鼠疫，少白组织了“兴县同学留省瘟灾救济会”，并带领学生到省民政厅请求发放救济药品，到兴县救灾。
1927年初，阎锡山打着“招贤纳士”的招牌，招考县长。刘少白考试时，主考人提出一个问题：“你认为共产主义是好呢？还是坏？”少白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爽直地回答：“共产主义好是好，可惜在中国实行还是很困难的。”这种见解，当然不能为阎锡山所接受。考县长未被录取，却使少白对阎锡山的面目看得更清楚了。
开始为党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在太原，阎锡山也在疯狂地捕杀共产党人。少白不怕风险，挺身而出，竭力掩护地下党员和革命青年。有一次，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王瀛发现有特务跟踪，就跑到少白家里。少白把王藏起来，第二天亲自送到距太原二十华里的北营车站上了火车，躲过敌人的搜捕。之后，少白曾多次掩护和救济过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如朱志翰、贺毓秀、何述之、陈原道、赵世兰、李惠等同志。
在“四·一二”大屠杀期间，少白亲眼看到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其中不少同志还是他的学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要救中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就在“四·一二”大屠杀后两三个月，少白毅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后来，少白在其入党志愿书中回顾自己的思想转变时说：“我从科举到革命，经历过国内外许多大事变。辛亥革命的失败曾使我大失所望，产生了孤高傲世之想！但是‘五四’运动结合了中外的革命新潮，又使我感到中国革命将有新的发展与新的阶段，这是我思想倾向的分点。于是我一面教学，一面求知，对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已逐步地领会，并有苏联革命为现实借镜，因而在教学方面就影响了学生。故以传播新思想而被黜，及至‘四·一二’事变后，革命志士惨死无算，白色恐怖甚嚣尘上，我虽身处嫌疑，犹自热情地爱护那些在地下活动和救济那些身陷囹圄的革命党人，因此而遭受危害亦不遑顾。”
1928年9月，少白经河北省建设厅长温寿泉的推荐，到北平任河北省建设厅四科科长兼温的秘书。次年4月，少白又应傅作义之邀到天津任商品检验局局长。这是少白在旧社会当过的最高的官职，在一年多的任期中，他廉洁奉公，秉公办事。在他离开天津办移交手续时，还把帐外的3万元白洋如数上交，他对家中人说，“我不想昧那个良心，为官就要廉洁。”他在给老朋友牛友兰的信中就说过，“我实在不愿在这个不革命的机关里办事，心境之恶劣难以表述。”有一次他到北平出差，顺便到清华大学看望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他对荫冠说：“中国社会必须改革。清华大学这么漂亮的地方，现在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享受，这不算好，要是穷人的子女也能入学那才好呢！”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取消北方局，改称为河北省委（即原顺直省委），省委机关设在天津。刘亚雄担任河北省委的秘书长时，少白在北平的住址，便成为党中央同河北省委的联络点。中央给河北省委的活动经费都是由上海汇给刘家，再由少白转交给省委负责同志。同年3月下旬，在天津的河北省委，由于国民党警宪的搜捕和叛徒的出卖，省委负责人安子文、周仲英、陈原道、刘亚雄等几十个同志被捕入狱。少白当即借款两千余元加上自己的存款将近5，000元，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奔走营救。因反动当局要求过苛，未能成功。
1935年3月，少白通过傅作义的关系，担任了绥远省乡村教育工作训练所政治主任。他到绥远时，王若飞已被捕三年多了。他并不认识王若飞，但当他知道王若飞是共产党员后，就多次带着衣物食品到监狱看望，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奔走营救，终因案情太大，没有成功。从此，他和王若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据刘澜涛同志回忆，1936年冬，中央北方局派刘澜涛到绥远开辟工作，党组织事先秘密通知少白，要他设法掩护。刘澜涛在绥远找见少白，按规定的暗号接上关系，少白负责把他安排在绥远东部的兴和县政府，在公开合法掩护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后来刘澜涛的情况被南京反动当局获悉，遭到通缉，在少白掩护下安全脱险。这时，少白同党的关系已非同一般，成了党的忠实朋友。
1937年1月，少白自绥远返回太原。5月，王若飞经党营救在太原出狱，和其爱人李培芝、弟弟王景任住在太原大北门街东二道巷永定路二号。这所普通的四合院就是党的北方局机关，住在这儿的还有廖鲁言、杨献珍等同志。少白是王家的常客，一来就同党的负责同志单独谈话。王若飞不止一次地给李培芝说过，刘少白帮助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我是非常敬重他的。这时，少白在太原的家也成了革命同志聚会的地方了，大家常以打牌做掩护来开会。同时，他家中还是北方局和山西省委印刷文件的地方。7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少白经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光荣地加入了向往已久的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已是五十四岁的人了。少白在黑暗中奋斗摸索了大半生，终于找到了光明的道路，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参与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7年8月，少白返回兴县协助八路军一二○师创建晋西北根据地。考虑到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在当地士绅和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影响，经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批准，派少白以开明士绅身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9月，八路军一二○师进驻晋西北各县，少白任兴县战地动员委员会经济部长。为了解决部队的物资供应，为抗战筹集资金，少白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并任经理，筹集基金3万多元，发行钞票15万多元。为支援军需、稳定人民经济生活起了很好的作用。为了支持货币流通，繁荣金融经济，农民银行下边还开办了纺织厂，后又改组为供销生产合作社。供销生产合作社一方面纺纱织布，一方面经销商品。此外，少白为一二○师筹集了大量的粮食和布匹。在此期间，少白还积极配合兴县牺盟会、战地动员委员会，利用阎锡山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动员士绅们积极支援抗战。开明士绅牛友兰经他做工作，一次就拿出1万多块银元，150石粮食。
少白在办理农民银行的同时，还同当地县长、动委会主任创办了“新运书社”，发行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论持久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书刊。少白还在“新运书社”举办理论学习报告会，邀请地方士绅举行时事座谈会，借此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此期间，少白还动员和介绍了一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学习。
1939年冬，阎锡山在山西发动了“讨伐”抗日新军的“晋西事变”。在事变前夕，根据党的指示，少白机警地把农民银行的全部资金秘密转移到黄河西岸的盘塘镇，由我河防部队保护，在事变中未受到丝毫损失。1940年1月，正式建立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少白出任了晋西北行署所属的西北农民银行行长。
1942年11月，晋西北临时参议会成立，少白被选为副议长。人们在评价刘少白在临时参议会的工作时，都认为他“工作积极，经常强调加强法制。他耿直，敢提意见，对错误言行勇于开展批评斗争。”这时，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为了粉碎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晋绥边区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少白主动提出不要马伕、警卫员，让他们回单位去参加生产。他还动员全家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晋绥日报》多次刊登了他们的事迹。晋西北种棉、纺纱、织布事业的发展，与少白的提倡推动是分不开的。
三赴延安见毛主席
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少白同志曾三次到延安见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
1938年6月上旬，少白第一次到延安。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极其热情地欢迎了这位老朋友。几天后，王若飞带少白见到了刘少奇、陈云、林伯渠、谢觉哉等领导同志，最后，少白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详细地询问了晋西北的情况，听取了少白的工作汇报，当即对少白的工作给以嘉勉。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使少白受到很大鼓舞，决心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抗战作出贡献。
1942年5月，刘少白第二次到达延安。这是由兴县的牛友兰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集体去的。7月11日下午，毛主席、朱总司令、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亲临参观团驻地，访晤全体团员。在兴奋愉快的气氛中，大家围桌畅谈。毛主席向大家讲解了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及“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方面的政策，号召大家为夺取抗战胜利贡献力量。毛主席平易近人的作风，深入浅出的哲理，幽默风趣的语言，使少白和全体士绅受到很大的鼓舞与教育。
1945年6月下旬，少白应召到延安参加全国解放区代表大会筹备会。这是少白第三次到延安。在延安的一年多中，少白工作积极，备受各界人士的敬重。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他高兴得夜不能寐。10月的一天，少白到王家坪毛主席的驻地，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主席告诉他，全国解放区代表大会筹备工作要积极做好，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要待时局的发展来决定。傍晚，谈话结束时，时逢大雨，毛主席把客人送出自己的窑洞。少白一再谦让，主席坚持要送，一直送出院子。直到少白登上交际处的汽车，开出大门，还看见主席站在雨地里向他挥手示意。
身受委屈，心无怨尤
一个革命者在前进的道路上有时难免会受到挫折。刘少白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受到左倾错误的迫害，蒙受不白之冤，但他身受委屈，心无怨尤，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的品德。
1947年元月晋绥分局一个负责人在党校讲话，指名道姓地说：“刘少白是假开明，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说“刘少白献地是为了收买群众”。如此等等，导致了对刘少白的错批错斗，并撤销其临参会副议长之职。
毛主席看到《晋绥日报》有关斗争刘少白的报道后，非常生气，立即指示晋绥分局派人到毛主席驻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毛主席对晋绥分局派来的同志说：“你们犯了错误，不该斗刘少白先生，回去赶快纠正。”1948年春节后，晋绥边区土改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下，很快得到了纠正。刘少白恢复了临参会副议长的职务。
1948年9月，少白应召到河北省平山县参加华北各界代表会议。9月15日，少白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回忆了自己三次到延安受到毛主席亲切关怀的情景，信中说：“忆昔三赴延安，备承渥待，前岁临行，特邀饯叙。所感者门前分手，雨中俟车，轮蹄已辗，犹见瞩望，一别重秋，永志难忘。所自愧，风烛残年，浩劫余生，辱蒙伟注，死生赖之，而桑榆已晚，能效几时？……”少白去信中汇报了思想情况，陈述了对晋绥土改中一些问题的看法。10月30日，毛主席在百忙中复函：少白同志：
九月十五大示读悉。我们的工作是有错误的。好在现已一般地纠正，并正在继续纠正中，正如你在五事中第二项所说那样。情形既已明白，则事情好办，你也就可以安心了。大函已转付彭真同志。党籍一事，请与彭真同志商酌。
敬颂大安！
毛泽东　十月三十日
党的关怀与爱护如春风化雨，温暖了老人少白的心，他心潮澎湃，激动不已。11月3日给毛主席写了复信：敬爱的毛主席同志：
我前次给你写的那封信，在此两三个月的读书及其他领悟中，觉得我那封信是有些孟浪了！那就是直率陈情，而未顾及全面；也就是偏于自我意识，而忽视社会的存在。在十月三十日接读了你的手覆，在短短的数语中已经概括了全面问题，并给了我个人的安慰！这封手覆的信件，就我的历史观点看，是一件无比荣幸的珍品。
我又和彭真同志及安子文同志谈话，对于党的认识与夫阶级观点，也进了一步，这样我的问题，就自信为解决了；那就撇开往事，力追后尘。
正如古人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晚节末境之难，我之谓也！
谨此再达，借以告慰，敬祝健康！
刘少白恭启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日于建平南庄上
此信毛主席阅后，批转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同志传阅而后存档。
1947年刘亚雄在东北工作，她从报纸上看到父亲被斗的消息，写了一封开导思想的信，交给党的负责人林枫。林枫把信转交给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托人交给少白，并附一短笺表示慰问：少老同志：
数次返延，均因来去匆匆未得一叙，至引为憾。
顷得亚雄一信，来自东北，辗转收到。兹特奉上，想能慰念。
专此　即致敬礼
周恩来拜
七，二·一
生革命　堪为榜样
1949年刘少白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开国盛典。后又担任了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兢兢业业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1958年，少白到北京定居，仍不忘家乡人民，他曾两次给家乡捐款2，400元。
十年内乱开始了。“四人帮”倒行逆施，恣肆横行，刘少白一家，亦遭批斗、坐牢或被贬基层，未能幸免。这对已是八十六岁高龄的少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面对动荡不安的局势，少白抑郁难解，不久，忧伤成疾，于1968年12月10日逝世。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批准将其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并在骨灰盒上覆盖了党旗。1978年4月25日，政协山西省委员会在太原双塔寺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悼念，褒扬了他一生的革命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