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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一个问题——翻两番为什么是能够实现的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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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2-10-18
第1版()
专栏:社论

回答一个问题
——翻两番为什么是能够实现的
在讨论十二大文件时,争取在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内工农业年总产值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是个最热烈的议题。举国上下,谈翻番,议远景,树雄心,立大志,腾腾热气,令人感奋。
但是,有很少数同志提出:翻两番有没有可能?是不是又是“高指标”,是不是又“冒进”了?他们担心,1958年提出“钢产翻番”,后来发展成“大跃进”,结果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1978年提出在本世纪末石油工业实现“十来个大庆”等一类口号,结果至今也没有得到任何论据,不但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给经济调整增添了困难;现在又提出翻两番,会不会重蹈覆辙?
这些同志提出这种疑问是可以理解的。既然有人(哪怕是很少数)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就有责任把为什么1981—2000年的二十年间工农业总产值有可能争取实现翻两番的根据讲清楚,使他们懂得十二大所提出的奋斗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而1958年和1978年提出的一些口号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提倡认真学习十二大文件,就是要抓住这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使大家的思想认识得到提高,使学习一步一步深入。这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齐心协力地贯彻十二大精神,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很有必要的。
二十年翻两番,意味着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2%,这当然不是很轻松的事情,但绝不是不可能达到的“高指标”。事实上,我国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953年开始,到1981年,尽管经济发展屡遭破坏,特别是遭到“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破坏,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的速度仍然达到8.1%。当然,这些年中有些数字有虚假的成份,但是总应该肯定,尽管我国经济的发展遇到很多曲折,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再拿1979年至1981年这三年来说,这是我国经济的调整时期,放慢了速度,但是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仍然达到6.7%。可见,设想今后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2%,不是什么“高指标”。
再从国外的资料看,苏联社会产品总产值从1956到1975年的二十年间翻了两番,每年增长速度为7.5%。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被认为不是很快的,我们设想的速度低于苏联达到的速度。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被认为是比较快的,从1957年到1970年,只用十多年时间翻了两番,每年增长速度为10.4%。后来由于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速度下降。我们设想的速度也低于日本达到的速度。可见,我们的计划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不是什么“高指标”。
这些比较,是可以说明问题的。在这篇社论里,我们不准备更多地从这方面去论述,而想着重从历史条件的不同这个根本问题,来论证翻两番的现实可能性,供读者在学习和讨论十二大文件时参考。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都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958年的“大跃进”,是当时中央领导工作中“左”倾错误的产物,是被作为1957年整风运动之后必然要出现的“经济建设高潮”提出来的。而正是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全国经历了一场猝不及防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已经开始受到破坏。在那种情况下,全党工作的重心实际上并没有放在经济建设上,对国民经济的“跃进”是从政治的推测和政治的需要提出来的,对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经济的基本情况的认识很不足。尽管后来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去“大炼钢铁”,那也不是认真的经济建设。固然,1958年的“大跃进”,在经济上并不是完全没有成绩,许多新的工业基地、工业部门和工业技术确是在“大跃进”中开始产生的,但是究竟不能不承认,象“大炼钢铁”那样的做法,的确是一场包含着很多层层高压和层层虚报的政治运动。1978年初,提出“组织新的跃进”,不经过任何论证,任何测算,就要求搞“十来个大庆”,要求钢产量八年翻一番,甚至重提“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等完全不负责任的空想的口号,也是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左”的指导思想的反映。那时,粉碎“四人帮”才一年多时间,清查工作尚在进行,大量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一系列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是非尚未澄清,党的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恢复,新的个人崇拜正在推行。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建设问题并没有被认真地加以研究,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在经过十年浩劫以后,急需休养生息,国家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也不可能忽然增加那么多出口物资,忽然吸引那么多外资来建设多少个“大型项目”。所幸的是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个错误,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才没有在实际工作中造成更大的损失。
同1958年、1978年比较,十二大提出翻两番的历史条件完全不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开始了全面的、坚决的、深思熟虑的拨乱反正,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这一转变的第一个主要标志,就是我们党在思想上坚决冲破了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我们党果断而妥善地解决了一大批长期遭到错误处理的重大问题,清除了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一系列重大因素,使我们国家进入了政治稳定的新时期。经过必要的组织调整和作风整顿,党内生活渐趋正常化,党的民主集中制基本上得到恢复,集体领导代替了个人专断。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从1979年起就坚决地认真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精力,愈来愈多地集中于研究和解决经济问题,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指导思想开始得到清理,我国经济开始走上了适合国情、循序前进、讲求实效、稳定发展的轨道。特别是我们党总结了长期历史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面,迈出了十分可喜的步伐。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才提出翻两番的设想。这个设想,不是哪个人拍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在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由中央集体讨论决定的。因此,我们完全有根据说,翻两番不仅不是1958年、1978年两次冒进的重复,而且恰恰是吸取了这两次冒进的教训提出的切合实际的奋斗目标。它不是“高指标”,不是“说大话”,也不是“放空炮”,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
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不同的发展经济的规划或设想,当然有许多质的不同。拿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同1958年的“大跃进”、1978年的“十年规划”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所要求的发展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1958年要求钢产量当年翻番,即一年增长100%,这显然是荒谬的。1978年要求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10%以上,其中钢产量要求从1978年的3,178万吨提高到1985年的6,000万吨,石油产量从1978年的1亿吨提高到1985年的2.5亿吨,这也是主观主义,缺乏根据的。十二大提出了翻两番的设想,并没有提出任何没有根据的产品产量的增长指标。例如,原煤、钢等的产量,二十年只要求增长一倍左右,每年平均增长3%多一点,不到4%。这些都不能说是高指标,因为这些速度是过去经过正常的努力曾经达到,今后经过正常的努力也可以达到的。
另有一点不同的是,无论1958年或者1978年,都没有按照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提出要求,而是孤立地提出一项或几项指标,企图“以纲带目,纲举目张”,出现所谓“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奇迹,结果违反了经济规律,不能不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现在,计划部门反复进行综合平衡,既不搞“以钢为纲”、“以粮为纲”,也不搞“齐头并进”、“件件翻两番”、“处处翻两番”,而是按照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我国各经济部门的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设想。例如,到本世纪末,钢的产量、能源总产量,只设想比1980年增加一倍,多了做不到;机械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则可能增长几倍;电子、信息、核能、石油化工、新型材料等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可能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一点不同,很足以说明翻两番不是随意的、主观的决定,而是按照经济规律和实际情况慎重地提出来的,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
再有一点不同的是,过去提的那些指标,看重账 面上的数字,而今天提出的要求,以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胡耀邦同志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这个前提是十分重要的。离开了经济效益来谈发展速度,就不能不带有虚假的成份。产值增长,仓库积压,人民没有得到好处,国家还受到损失,图虚名而得实祸,这样的蠢事我们不会再干了。正因为这样,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过去的经济计划,对人民生活的改善考虑得比较少,特别是1958年的“大跃进”,是在不顾人民生活的条件下进行的,它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因而不可能实现。现在的计划是根据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基本原则制定的。十二大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从长远看,翻两番的目标实现以后,我国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从近况看,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特别是农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城乡人民的生活都有所改善,并将继续逐步得到改善。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深切地感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他们自己的事业。这种主人翁的使命感,也是翻两番的现实可能性的重要根据之一。
当然,现在提出的翻两番还不是计划,而只是设想。但是这个设想不是只凭过去的数字推演出来的。时代的条件不同了,基数不同了,质量、品种、效益和分配的要求都不同了,因此,翻两番虽然是可能的,但是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必须进行一系列紧张的准备,采取一系列各方面密切配合的措施。十二大报告并不只是简单地提出一个奋斗目标,它还提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必须抓住的重点,必须采取的部署,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十二大报告特别着重谈到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广泛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展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完成企业组织结构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并且在整个八十年代在能源、交通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必要的基本建设,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和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进行一系列重大科技项目的“攻关”。由此可见,实现二十年内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决不是象1958年和1978年那样的空想和胡来,而是以大量的扎扎实实、条理分明的工作为基础的。
我们分析了历史条件的不同,分析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经济工作方法的质的不同,就可以看到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同1958年的“大跃进”,同1978年的“新的跃进”等等是绝对不同的两回事。我们不能因为历史上犯过“高指标”的错误,就不敢再提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就在于它实行计划经济。经济不要计划,计划不要远景规划,那还有什么计划经济,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过去的失误的原因,不在于有了规划和计划,正在于根本没有真正的规划和计划。我们要通过认真的学习和讨论,认清翻两番根本不是什么“高指标”,什么“冒进”,而是有科学根据,有现实的可能性的。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为把这个宏伟的蓝图变为现实而付出辛勤的劳动。毫无疑问,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不是空想,但也不是轻易可以实现的。在实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正因为这样,我们要象十二大所要求的那样,把我们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向广大群众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使全国各族人民象十二大报告所说的那样,“更加看清楚我们的光明前途,鼓起更大的干劲去迎接新的经济振兴时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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