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不合规格的祭文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一篇不合规格的祭文
〔文艺回忆录〕
蒋天佐
王任叔（巴人）同志含恨死去已经十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文艺界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近年来，他的遗著正在陆续重印或新出；他的孩子也已长大自立，并能不负先父于地下，除努力本职工作外，又积极配合谷斯范同志搜集整理他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多种文稿，已见成绩。任叔地下有知，应能感到党的温暖而含笑于九泉了！而且我深信，特别将使任叔破涕为笑由衷欣慰的，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全民族所依靠的顶天柱党中央指引下，已经拨正了祖国航船的方向，正在惊涛骇浪中胜利地奋进！这不正是他在悲痛中离世时的最高遗愿吗？
任叔同志比我年长，他是二十年代早期的革命风云中成长起来的一位斗士，不仅是我的前辈，而且无论在革命实践和文艺工作方面，在生活体验和书本知识方面都比我强得多，高得多。我是迟至1936年才认识他的。当他的同乡沈君把他介绍给我时，我只知道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和一位知名作家。我始终把他当作兄长。对于他全部六十几岁的生命中约五十年的战斗历程，他的沿着坎坷的道路艰辛地前进的带血的脚印，他的永不衰竭地喷涌着战斗豪情的博大胸怀，直到现在我仍然知之不多，认识尚浅。我们只有工作的结合，同志的情谊，我不能谬托知己，对不能说话的亡友妄加评议。我今天来写这篇不合规格的祭文，只是聊表我对他的衷心敬仰和痛心悲悼于点滴而已。
大约是1938年吧，当上海“孤岛”广大抗日爱国人民的革命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之际，组织上叫我到文艺界帮助王任叔等同志做一点组织工作。不久，上海文协分会举行成立大会，那天到会的人并不多，大约不过一、二十人，郑振铎先生主持大会。到了选举的时候，任叔就提出了我的名字。郑先生一面用粉笔写在黑板上，一面问：“这是谁呀？今天来了没有？”任叔指指坐在身旁的我说：“哪，不在这里吗？”郑先生转过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脸对我看看。他本来是认识我的，但是不知道我这个名字，于是会心地一笑说：“呵，是你呀。”从此以后我同郑先生的关系就加深了一层，我在上海文艺界也有了比较正当的活动名义；同任叔的接触当然也就更多起来。但我对他的精力充沛的活动所得而知者不过什一。何况任叔写作勤奋，多才多艺，总其一生几十年间的著述，恐怕何止几百万、上千万字。对他的一生作出全面评价，还要瞩望于现在和将来的他的万千读者；对他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必将有学者专家们为之付出辛勤劳动进行研究和讨论。这些都不容我置喙。但如果就他在“孤岛”时期的贡献说，我作为亲历其境的后死者之一，愿不揣冒昧地发表一种看法：没有王任叔，也许就没有那个时期的革命文化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巨大辉煌的成绩。
这当然不等于说任叔同志一切都好，一贯正确，可以包打天下。如果我的话说过了头，那实在出于我对他由衷的尊敬而然。记得冼星海同志病逝的消息传到上海后，组织上除对他的老母倍加关怀照顾外，又叫林淡秋同志和我代表文艺界去慰问。我同淡秋想，要说代表，我们两个也抵不上巴人一个。任叔本来不想去，后来还是同去了。当时他的处境已很险恶，早已上了敌伪黑名单，也接过恐吓信。说实在的，就冼母方面而言，她于张三李四并无选择，但我们觉得这样比较郑重，比较心安理得而已。
作为一个文艺战士，任叔是当之无愧的大将之才。不仅善于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而且能够跃马当先，提刀上阵，就象朱总、陈总那样，都曾经亲临前线，同普通士兵一起并肩战斗。只要革命需要，他什么工作都做，包括跑印刷所，校对，甚至推销刊物；只要革命需要，他什么文章都写，从社论到“报屁股”补白，从杂文到多幕剧、长篇小说、长篇论著。在同敌人生死搏斗之际，刀枪是武器，扁担也是武器，甚至擀面杖也是武器，难道事情不是确实如此吗？象这样用笔战斗的忘我猛士，在我所知的老作家中，除首推夏衍同志外，任叔应该是第二人了。由于文思敏捷，热情洋溢，技巧熟练，所以有求必应，真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对于这种光辉战绩，我觉得唯有惊叹不置，又怎能用立意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者的条例来加以评头论足、掂斤计两呢？伟大的时代需要各种各样的献身者呵！
任叔同志那时的突出贡献决不仅是他的大量写作和编辑工作。他是一座真正的桥梁，接通了一些五四时期的老作家们如陈望道、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等先生同三十年代形成的左翼运动的联系，亲密地团结起来一致对敌。这一点，确实是当时工作得以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当时还有不少老资格的左翼作家在上海，如许广平、阿英、戴平万、魏金枝、丘韵铎等，而且他们都有各自的有利条件，也都作出了许多贡献。但是他们谁也不能代替任叔。因此我想到有一位老作家前两年写了一篇回忆，说是当时有一个“浙东派”，其中包括谁谁谁，而以王任叔为盟主云云。这个意见，至少我是不会投赞成票的。其实，以《鲁迅风》为中心的许多辛勤的工作，也是任叔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文艺界统战工作。说到这里，我就不能忘记孔另境同志，我应该在此对他表示悼念之情。他对我们很亲切，帮助任叔做了不少工作，除为我们沟通了同茅盾同志的联系外（他同茅盾同志是亲戚），还对上述那批作家有很好影响。他不是党员，但向党之心未改，这是可贵的。由悼念任叔而说到这些，似离题而未离，愿读者谅之。
任叔同志在社会科学工作方面的贡献，文艺界一般未加注意，其实也是很突出的。“孤岛”时期上海社会科学界的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做出了许多出色的成绩，其中一部分就与任叔不可分。例如社会科学讲习所，他就是主持人之一，他与巴克同志等对此惨淡经营，培养了数以百计的革命青年。那时还有一个经常举行的理论座谈会，是孙冶方同志直接间接所领导，参加的学者有胡仲持、胡曲园、李平心、戴巴克、赵平生、冯宾符、陈子英等，任叔也是主力之一。我记忆尚深的是平心对鲁迅的研究。他辛勤地写了将近二十万字，这是学术界比较系统地多方面地研究鲁迅的第一部大论著。他曾将原稿广泛地征求意见，态度是虚心的。任叔曾经同我一道到平心家里交换意见多次。这部著作由于种种原因只发表了大约三分之二，回想起来是令人遗憾的。
另外还有一批年轻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团结在任叔周围，以《学习》半月刊为主要的战斗堡垒。我们都曾为这个刊物写过“义务的”文章。这批青年中最活跃的有张纲、方行、徐达等同志，张纲同志是《学习》的主编，也是社会科学支部的书记。我对他深为怀念，几十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不知道他的下落如何。任叔同志对于这个刊物，对于这批青年，都发挥了他突出的作用。正如他在文艺界热心扶持谷斯范、劳荣、何为等新作家一样，他也培养了不少理论人才。
至于任叔同志自己在理论战线的建树，有他的大大小小的论著如《文学读本》等书在，无须我的赘言。我想顺便提一件小事。他写过一篇《巴金论》（题目记不准确了），按我狭隘的见闻，这好象是左翼作家执笔对巴金同志进行较为全面评价的第一篇文章。内容如何已记不得了，巴金同志本人的观感如何也不了解，但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文章。解放后他还同我谈过打算对老舍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和评论，可惜他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极有意义的抱负。
太平洋战争后失去了他的消息，生死未卜，引起了全国文艺界的关心。直到1948年我到香港，才知道他还健在，但并未见到。1949年在中南海偶然相遇，喜出望外，才知道他也住在里面。而且相距不远。但因各自忙于工作，没有时间闲谈，阔别后的思念之情始终未能倾诉，只知道他在印尼参加了抗击日帝的游击战争，和当地华侨和土著结成了很深的战斗情谊，并且学会和精通印尼语言文字。对于他的这些光辉事迹，我除赞佩外不能置一词。建国后不久，周总理指派他为第一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赴任前他委托我为他处理一些家务，就是每月由外交部把他的部分工资送给我，再给他的孩子寄去作生活费。这个孩子就是王克平，当时大约也有十多岁了。他的哥哥克明小时候我常见，不幸他已在解放初期因工作过度而死于炮兵连长的岗位上了，那时不过才十八岁。给克平汇款时，因为工作实在很忙，没能多写信给他间接地带去他父亲的深情抚爱，这是我引以为歉的。
解放后任叔也写了不少文章，主要在他完成大使任务回国之后。那时他在外交部主持研究工作，但渴望回到文艺阵地。经过多次请求终于得到周总理的同意。后来他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但忙于编务，反而很少写了。但我觉得他后期的杂文弥足珍贵，其思想的深沉，情操的纯正，笔锋的犀利而有节，决非等闲，堪与邓拓同志的杂文比美。作为杂文家来看，说王任叔是鲁迅以下极少数几位达到卓越成就的大作家，恐怕不为过誉。
任叔同志胸怀坦荡，热情诚恳，与人为善，从善如流的品格，尤为我所敬仰。有时我们也有争执，但他从来不以为忤，同意就改，不同意就争，不但不摆老大哥的架子，也从不放在心上。几十年前我们曾有过形之于报刊的公开辩论，但是既无害于我们的工作，也无伤于我们的友谊。反之只有更增加了我对他的由衷尊敬，因而也加深了我今天对他的悼念之情。任叔并非完人，工作中难免失误，但他一生为党，历尽艰辛，经过几十年血与火的锻炼，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渗入他的骨髓，党的思想已经溶合于他的血肉和灵魂之中。这个看法，我敢说文艺界许多久经考验的老战士们当能首肯。然而可悲可痛的是，当他的生命之烛已残而毕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已经站立之后，却飞来晴空霹雳，刮起拔地狂风，是非颠倒，人妖不辨，一种不可理解而又无法抗拒的力量，用党的名义、党的权威，不可理喻地、不由分说地、无端地剥夺了他对党的赤诚信仰，等于摄去了他生命中的灵魂！人间惨痛，还能有过于此吗？他怎么能够理解呢？怎么能够想得通呢？他又怎能预见今天重又出现的日暖风和、杂花生树的一派胜景？
也许某有识之士，会为任叔的不幸扼腕叹息：你为什么要“发神经”呢？张三李四都没有“发”嘛！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应该更坚强一点才好！但我要正告这样的贤明可敬的角色：“大师！您说得很对，可惜迟了一点，您应该在两千年前去教训屈原：投江太愚蠢，应该继续行吟泽畔，终其天年，多做出几篇好诗来！这样，由于您的高明，您的大名就能够在中国文学史上居于屈原之上。”
任叔！我为你哭！为生者幸！为我们的儿孙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