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识分子的道路——记黎亮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一个知识分子的道路
——记黎亮同志
黎　白
（一）
我的父亲黎亮同志，湖南省湘潭县人，1901年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号称书香门第的家庭。他有八个兄弟三个姊妹。他们兄弟中，有好几位接触革命很早，但他却走了另一条道路。他带了一块大洋，穿着草鞋离开湘潭走到长沙去读书，后来又考取了唐山交通大学。1927年他毕业后，在京奉铁路（北宁铁路）先后当了见习工程师、工程师、主任工程师。
1941年他到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任系主任。当时，他是沦陷区的教授，但他心向人民。因此，党组织发现了他，信任他，教育他。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他在党组织的保护下到了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此后，他一直紧紧跟随着党的步伐前进，终于在战争时期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从1945年到1981年12月31日呼吸停止，近四十年时间，他在我国铁路建设和设计工作的领导方面有卓越贡献。他对党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个人生活的艰苦朴素也是几十年如一日。他的一生，是一个旧社会高级知识分子投向革命事业，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
（二）
在建党初期的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立志于“科学救国”，对中国共产党大都是不去了解的。父亲就属于这类知识分子。他于1921年至1927年在唐山交通大学读书时，虽然不是一个只知窗下苦读的学生，但是，他却不问政治。他的同学曾涌泉已是革命者，当时很穷。父亲肯于把自己仅有的两块大洋分一半送给他，而不和他一起参加革命活动。1947年，曾涌泉同志担任石家庄市卫戍司令员，父亲担任石家庄铁路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一次，曾涌泉同志问他：“你在唐山交大为什么不参加党？不搞革命？我们早就打算吸收你的。”父亲的回答是：“我那个时候要懂得革命，就不是我了。那时多数知识分子如果都那么有觉悟，中国革命就容易多了。”曾涌泉同志说：“现在，你总算归队了！”父亲严肃地说：“几十年漫漫的路，历尽坎坷才使我认识到，中国要想真正富强，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不行的。我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真正认识到这个真理是不容易的，一旦认识了，终生不会改变，也是可以肯定的。”
第二年，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直到他八十一岁逝世，他是坚信并热爱党的。尽管在政治运动中，在“文革”动乱中，他受过许多凌辱，但他对党从来也没有失掉信念。
（三）
父亲在旧社会算得上是一位“古板”的人，不善于阿谀奉承。他是一个鲠直的知识分子。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重要的铁路大多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重要的铁路桥梁的修建，都是外国桥梁专家承担设计和修建的。当时，京奉铁路的滦河大桥要修建，英国投标，比利时人要承担设计和修建，用费很高。父亲不服气，提出由他主持设计，大桥标准和质量可以高于比利时的设计，造价也低得多。经过艰苦努力，中国桥梁专家设计并建成了中国北方第一座大型的铁路大桥——滦河铁桥。他并没有因此而升官发财，也并不在乎这个，只是说：这是件扬眉吐气的痛快事。
父亲在北宁铁路山海关桥梁工程担任工程师的时候，看到一列列军车载着日本侵略军，载着大炮、坦克开进关内去，残杀中国人民，蹂躏祖国大地，使他深感内疚。原来，他认为技术与政治无关。现在，他强烈认识到科学技术掌握在谁手里，为谁服务，是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的。这是他思想上的一次升华。
不久，桥梁工厂的一些工人被捕押到日本宪兵队。父亲挺身而出，要求保释这些工人。工人保释出来，父亲却以共产党的罪名被捕进了宪兵队。父亲出狱后多次说过：日本人把一个敢保中国工人的人，一个正直的人当成共产党，这可以证明共产党必定是好的，是代表正义的。
父亲出狱后，拖着一家大小八口人来到北平，在北京大学工学院担任教授。在沦陷区，只凭教书来养活八九口之家是不可能的。到了1942年—1944年，家里生活更艰难了，连父母结婚时的最后一个戒指也送进了当铺。妹妹捡煤核，父亲买不起一双布鞋，就自己纳鞋底。他每天准备讲义到深夜，有时到天亮，母亲却为交不起电费而发愁。
就在这时，伪建设总署督办殷同带着委任状找上门来了。他是父亲在唐山交大的先后同学，当时已经当了大汉奸。他给父亲的条件是“极宽”的，只拿干薪不上班，薪金超过当教授许多倍。他以为，我父亲在生活上已陷入绝境，用这样优厚的待遇一定可以将他拖下泥坑。恰恰相反，父亲当着殷同的面，把委任状撕毁了，把这位“大人物”轰出了大门。
北平解放后，父亲以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职务参加接收铁路部门。给他卧车，他拒绝了，每天坐电车上班。几十年来，他从未给亲朋、子女安排过工作，更从未走过后门。直到他病逝，他从未因私事用过公家一次汽车，八十岁生病去医院，坚持要自己走着去。落实政策后，补发了几年工资，他全部交了党费。他的这些作法，曾引起某些人的非议，但父亲坚信他所坚持的是共产党员应有的作风。
（四）
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在晋察冀边区交通管理局工作。“双十”协定之后，国内出现过一段谈判的形势。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共同组织了调处执行部。当时，从北平到边区首府张家口之间的康庄大桥断了，美方和国民党方面提出，他们要派技术专家来修复康庄大桥，时间为两个月。康庄是解放区的地方，对方提出这种限时限人盛气凌人的条件，显然是认为共产党没有人才，没有能力修复这座大桥。父亲当即向聂荣臻、宋劭文和刘仁同志请求，由他来负责设计并用解放区的力量来修复大桥。在边区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下，一座保质保量的康庄大桥在40天之内完成了。父亲为解放区争了气！党和人民授予他“人民工程师”的荣誉。他激动极了，他说：“只做了这样一点点小事，党就给了我这样大的荣誉，真是惭愧。”
1946年，我军自卫还击攻打大同市的时候，聂荣臻同志、贺龙同志和几位纵队司令员当面问我父亲：铁路能保证军运吗？当时大同附近的铁路早已拆毁，路基都扒掉了。父亲坚决保证：军队打到那里，铁路修到那里！后来，我军打到大同城下，铁路就修到大同城下，保证了军事运输任务的完成。
1947年秋，我军解放了石家庄，父亲担任铁路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石家庄市是一个重要铁路枢纽，平汉路、石德路、正太路都经过这里。但是，这些铁路，有的被破坏了，有的被彻底毁掉了。修复铁路是迫切而重大的任务。有的技术人员认为，根本无法修复；父亲认为可以修复，时间只要半年，但领导要给他权力和支持。他拿出方案后，上级批准了。边区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修铁路热潮，很快完成了修复铁路的任务。他感慨地表示：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样快地修复铁路，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任何国家也是不可能办到的。
1948年9月，国民党华北“剿总”派大批飞机疯狂轰炸石家庄。一颗炸弹炸平了父亲和家人的宿舍，又一颗炸弹炸在父亲办公室旁边，他被震昏了。他醒来后，没有问家里被炸的情况，就立即奔向遭受轰炸损失最大的现场，抢救伤亡的同志。这次事件之后，他入了党。党对他的评语是：为党为革命不怕牺牲、不计个人得失的优秀知识分子。他逝世后，他的入党介绍人，铁道部长刘建章同志在慰问逝者家属时，还再次提到三十年前的这段往事。
建国后，父亲在铁道部负责设计领导工作。全国新建铁路都凝铸了他的心血。他为修铁路走遍祖国大江南北，我们子女一年中难得在北京看到他几次。
1965年，他把考虑了很久的修筑西藏铁路设计计划写出来了。他说要在七十岁以前完成最后一个修路心愿。他将计划一份上报铁道部党委，一份呈报给周总理，一份给了陈毅同志。父亲想到自己已是六十五岁了，西藏高寒，空气稀薄，修建计划如果再拖几年，他就难于亲自参加了。他是多么希望计划能早日得到批准啊！没想到，1966年动乱开始，后来他被诬为“走资派”、“党内反动学术权威”进了“牛棚”。
1971年，他从河南干校被初步落实政策回到北京，一条腿骨断了，身体衰弱了，七十多岁了，又是“四人帮”猖狂的日子，他当然无法恢复工作。但是，他还是想搞西藏铁路。他多次搜集有关西藏的地形、气候等等资料，又多次表示他年龄虽大，体质尚强，要到西藏去拚拚老命。1981年他已四度入院医病，在一次昏迷后醒过来时，还对我说：“没有搞成西藏铁路，真是死不瞑目啊！”在病中，五届人大和政协开会，他多次要我转请部里去取文件，甚至要亲自去参加会。他说，他唯一的提案是修建西藏铁路。话犹绕梁，他却逝世了。
父亲的一生，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所走的道路。一个从爱国到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投身革命的洪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的高级知识分子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