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农村毁田建房的歪风为何仍在蔓延？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温州市农村毁田建房的歪风为何仍在蔓延？
本报记者　金雨困　周祖佑
人均只有五分多耕地的浙江温州市农村，从1979年以来，因毁田建房而损失的农田达6万多亩，平均每年在2万亩以上。人均耕地只有四分多的瑞安、乐清两县，近三年来毁田建房竟各达万亩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是高产田。由于大量毁田建房，本来就有限的耕地面积更加减少，文成县大?镇社员人均土地只有一分七厘，第四大队人均已不到六厘；许多地方经常发生土地纠纷，甚至打架斗殴。
温州各地毁田建房的歪风，首先是由一些领导干部带头刮起来的。乐清县城近三年来干部、职工毁田盖房的有480户，其中县委常委，公安、工业、工商、基建等局的正副局长，以及检察长、银行党委书记、副行长等领导干部即有26人。县委12名常委有6名占良田盖新房。其中两位是县委副书记。文成县县委常委9人，有6人占地盖新房或已打了地基。在这个县城最早建房的是县法院民庭庭长；最早占用良田建房的是一位县委副书记和一位县委常委。有些领导干部还利用职权一再毁田建房，如乐清县委一位副书记在县城有宿舍三间，1975年在家乡雁东公社毁田建房五间，去年又在大荆镇以儿子名义建起二层楼房。乐清县科委副主任茅国光、工艺鞋厂书记俞忠德等五人非法打下的房基被查封后，竟私自启封，建成楼房，公然迁入居住。该县一位县委常委在柳市镇建造一幢三层楼后，还把楼下店面以每月200元的租金租出。瑞安县塘下区近三年毁田建房3，000多亩，占全县的三分之一，主要原因是几位区委副书记、副区长、区委委员带了坏头。
温州各地毁田建房所需的巨额资金，很大部分是不义之财，与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有直接联系。许多干部、职工利用非法手段套购、盗用水泥、木材、钢材等建房用材，并非法购买土地建房。瑞安县农机局负责人用国家支援贫困地区的拖拉机、高压喷雾器等作交易，向城北大队购田建房；文成县银行一位副行长以3万元贷款作交易，搞来木材、水泥、钢材，造起了二间四层共240平方米的楼房。永嘉县粮食局一副局长过去一直是领补助的“困难户”，不久前也盖起了240多平方米的四层楼房，造价至少在二万元以上。瑞安县塘下区委副书记兼区长陈玉兴，1979年才转为国家干部，月工资不过四五十元，但却在这一年非法占用粮田，建成250多平方米的三层楼房。新居落成，他还摆20多桌酒席大肆庆祝。在温州，还有一些从事投机倒把和诈骗活动的暴发户，也在农村盖起了高级住房。乐清县柳市镇上横大队金属元件厂供销员郑元忠，去年占用良田一亩盖了45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一幢，造价达11万多元，围墙院内可停放十多辆汽车。另一位年仅27岁的采购员李方平，也在柳市镇用七万多元盖了一幢有围墙、有铁门、有庭院的四层别墅。柳市还有个姓叶的农民，因两个儿子当了供销员而大发横财，用十多万元盖了一座三层楼房，房间里有多种高级陈设。新楼落成时，仅放鞭炮就花了1，000多元。
温州各地毁田建房的另一突出的问题是，绝大多数建房用地是用高价非法买卖的。据苍南、平阳、乐清等几个县统计，90％的新建房基都是通过非法买卖搞的。不仅机关干部、职工、城镇居民以及各种流动人员向城镇附近的社队购买土地，一些企业单位也向农村伸手。因此，各地买卖土地的非法活动，由点到面，愈来愈猖獗，地价飞速上涨。1980年，乐清城关附近每亩土地约一万元左右，现已高达五六万元，最高的八万元一亩。瑞安、文成、平阳等县的较大集镇，每亩地价一般二至四万元，一次卖地的价款即相当于一百年的耕种收入。这对农业生产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有的生产队社员无心种田，想以高价卖田致富。有的社队甚至转手倒卖土地，从中牟取暴利。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买卖土地的牙商和地霸。
对于毁地建房的严重问题，温州市和各县近年来做了一些工作，但往往是敲敲警钟，震动一下，事过境迁，此风又起，而且越刮越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对非法买卖土地和毁田建房问题，无论在经济上、法纪上都缺乏有力的制裁措施。清理时一般采取“既往不咎”的方针，这样反而使一批违法建房户合法化。有些县也曾采取查封、没收、折价归公等办法，但一遇阻力便先后予以归还，因而促使毁田建房之风更加猖獗。特别是非法买卖土地问题，既不处以罚款，又不没收其非法收入，违法分子就更是肆无忌惮。
温州各地毁田建房，涉及相当多的一批领导干部，这是处理时使人感到棘手的地方。瑞安县委一位领导同志说：处理轻了不严肃，重了有“后患”；到底怎么办，我们没把握。市委有关领导干部也有类似担心。但是，如果对带头买卖土地、毁田建房的领导干部和在建房时进行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从严处理，继续象目前这样姑息、纵容，那么温州各地毁田建房、买卖土地的歪风，是很难加以制止的。
最近，温州市委和乐清县委已着手检查和清理这一问题。并已给予瑞安县塘下区委副书记陈玉兴等几个干部以党纪、政纪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