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胜利——就颁发自然科学奖访著名科学家钱三强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必须加强应用科学的研究，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并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对关键性的科研项目进行“攻关”
——摘自胡耀邦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胜利
——就颁发自然科学奖访著名科学家钱三强
本报记者　罗荣兴
全国自然科学奖恰好在党的十二大前后评选与颁发。这束科学园地献出的奇葩异卉，使人目迷五色。人们想透过那些难懂的科学术语，认识一下它的特点、意义和来龙去脉。我带着这一愿望，访问了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教授。
“又一次检阅我们的成果”
当我提出“怎样看待这次自然科学奖”的问题时，钱三强同志谈到了1956年我国第一次颁发科学奖的情况。
1956年，我们党召开了八大，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展起来；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组织制订了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部署向科学进军。第一次科学奖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颁发的。时隔二十六年，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科学当作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的今天，我们颁发第二次自然科学奖。钱三强同志说：“它的意义，放在历史的背景下，就显现出来了。”
他说：“对两次得奖的项目作一对比，可以从中看出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脉络。”
建国初期，钱三强任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回首当年，他感慨地说：“那时，真可说是白手起家。旧中国只有寥寥几个研究所，大都是在外国文献中寻找课题，情况稍好的是地区性强的地质和生物。建国后的第二个月，在党中央关怀下，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并逐步开展结合我国经济建设的科研工作。这以后，一些在国外的爱国科学家也纷纷回国。到1956年，我们的力量初步集结起来，能够向科学进军了。这时颁发的科学奖，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相当一批得奖项目是归国的科学家在国外时完成的。例如，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华罗庚的‘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吴文俊的‘示性类及示嵌类的研究’，都是这种情况。第二个特点，34个得奖项目中，约有一半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经济建设的急需而完成的应用性成果。正是这样一些工作，后来发展成若干新的科学领域，有的带出了一大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
说到今年的科学奖的评选，钱三强兴奋起来。这位68岁的核物理学家，最近几个月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这项工作上，对124个得奖项目，或多或少都有感情。他说：“二十六年中，虽然我们的科学事业经历了曲折，尤其是十年动乱使许多领域陷于停滞；然而，纵观我们的工作，检阅我们的成果，仍然取得了了不起的进步。这次科学奖，也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获奖的项目，基本上是我国科学家利用国内的条件，自力更生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完成的。其中，既有基础科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也有对国民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而学术水平又很高的成果。二是这次得奖的项目，多半是在1956年至1966年十年中进行的，有的达到了当时国际上的先进水平。这说明只要政策对头，调配得当，我国科学赶上去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我们有世界第一流的工作”
“这次获奖项目的学术水平如何？”
钱三强同志没有正面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却谈了这样一件事：“近几年，我出访了美、法、比、澳等6个科学较发达的国家。每当我表示要向他们学习时，外国科学界的朋友总是说，中国的科学技术，有些比较落后，但也有先进的，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工作，比如原子弹和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石油的理论、勘探和开发等等。这些举世瞩目的成果，凡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贡献，这次都获得了一等奖。”
钱三强缓缓地说：“‘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研究’的成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骄傲。人工合成蛋白质是当代生命科学的前沿，多少发达国家的科学家都致力于这项工作。我们在1965年第一个获得了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它是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的蛋白质。其学术价值，是可以载入科学史册的。”
今年4月，我国24名地质学家联名为“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申请自然科学奖。在评选会上，一致通过授予一等奖。谈到这项成果，钱三强同志站起来，打着手势：“中国到底有没有石油？美国、日本、苏联都先后来找过，找了几十年，找不到，因此得出结论：‘中国贫油’。我国几个不同的地质学派，都认为中国有油。他们分别从大地构造、地层、沉积和生油环境等方面对我国石油的分布和储集运移规律进行理论探讨，指出松辽平原可能有油，并作了大量地质调查和地球物理勘探工作。正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党中央作出了将石油普查勘探工作的重点从西部转向东部的战略决策，终于发现了大庆油田。国内外学术界一致认为，大庆油田的发现，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广大地学工作者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开展研究，走自己的道路，并作出杰出贡献的一个范例。”
这次获得一等奖的共8项，二等奖的40项，三等奖的49项，四等奖的27项。钱三强同志认为，这些项目，总起来看，都有相当水平，尤其是8个一等奖和部分二等奖项目，可以说是具有国际水平的。接着，我简要记下了他对其它几个重要项目的评介：
五十年代末，我国物理学家王淦昌领导的一个小组利用设在外国的高能加速器，通过实验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的荷电反超子，是对粒子科学的一个贡献，得到国际上的公认。
“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是前几年就宣传过的。科学家们认为，我国对“哥德巴赫猜想”这一数学难题研究的成就，是一批青年数学家集体攻坚取得的。陈景润获得了迄今世界上最好的结果，王元和潘承洞也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次是三人共得这项一等奖。
化学家唐敖庆及其研究集体致力于“配位场理论”研究十七年，对理论化学的这一前沿领域进行了系统的工作，使配位场理论更趋完善，更为广泛地应用到能谱计算中去，被国内外有关学者所采用。作为化学工作者，能创造性地运用艰深的数学工具，殊为不易。
《中国地质图类及亚洲地质图》包括了我国一系列综合性地质、矿产图件和亚洲地质图及说明书，是二十多年来全国地质部门几十个单位的广大地质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果实，是对国民经济、科研和教学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基础资料，有很大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
计算数学家冯康等同志的“有限元方法”，是一种求解连续体偏微分方程的数值方法，为当代计算数学和计算力学的一项重要成就，在工程建设中有广泛的应用。我国的有限元方法是在六十年代独立创造的，与西方创造此方法基本同时，贡献相当。
工程热物理学家吴仲华等同志的“叶轮机械三元流动通用理论及其新发展”是一项有国际影响的成果。吴仲华同志是“三元流动理论”的创始人，西方有一些航空公司制造的发动机就是应用了他的理论设计的。这项工作又有新的发展。
动物学家马世骏等研究掌握了东亚飞蝗的生理、生态学特性及其大发生规律，提出了预测预报和治理的方法。在我国历史上，蝗害与水、旱灾害在广大中原地区交错发生，是长期威胁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三大自然灾害。这项成果为根治我国的蝗害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国科学工作有自己的优势”
钱三强同志是党的十二大代表，已有二十八年党龄了。他的父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钱玄同。钱三强说：“中国人自己搞现代自然科学，是五四时期开始的。我国科学界历来不乏志士仁人，但在旧社会，有志难酬。只有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科学工作成为国家的一项事业，作为整个共产主义实践的一部分，才使科学的全面发展成为现实，才有今天这许多科学成就。现在我们评价这批自然科学奖的项目，也很值得逐项考察一下，看看这些成果是怎样取得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教益。”
钱三强讲了一个故事。我国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的项目刚搞成的时候，有些外国科学家不相信，跑到中国来一看，承认了，但又有些奇怪，问我们是怎么搞出来的。我们回答说，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所、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的几十位科学工作者多年合作搞成的。这些外国人一听，感慨了，说拿一个一个科学家比，我们不比中国差，但中国能把不同单位的几十个科学家组织在一起干，在我们那里不容易做到。钱三强说：“这就是中国科学的优势。这种优势，是我们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走的是我们自己的道路。这次得奖的一百二十多个项目，绝大多数是合作攻关的成果。这是集体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胜利。实践已经证明，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把我们的科研力量组织起来，选准目标，我们有很强的攻坚能力，就有可能做到‘后来居上’。”
这次得奖的124项，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学、技术科学6个方面。钱三强说：“按其工作性质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基础科学工作，一类是基础资料工作，一类是应用科学工作。密切结合生产实际的应用性科学工作约占全部项目的三分之二，而另两类工作中，大多数对生产实际也有指导意义。我们从事的是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指出：必须加强应用科学的研究，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并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对关键性的科研项目进行‘攻关’。我体会其基本精神，就是学科的发展要与关键性的‘攻关’任务相结合。事实上，两者结合得好，出成果就快，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周期就短，对国民经济的促进就大。在这次评选的项目中，我们能找出许多这方面的例证。”
访问钱三强同志之前，我就听人说起一些科学家在这次评奖中主动谦让的事迹。如周培源同志，他的“湍流的基本理论研究”，北京大学请奖时提出评一等奖，学部复审时建议评二等。他致书钱三强同志恳切地表示，定二等奖是适当的。还有王淦昌同志，曾提出将他获得的一等奖降为二等奖。于是我问：“有这样高风格的同志，这次评奖工作一定很顺利吧？”钱三强笑了：“还算顺利。一方面有周培源、王淦昌这样的老科学家作榜样；另一方面，我国这几年恢复了各级学术领导机构，例如可以依靠学部来做工作，减少了许多扯皮现象。这次动员了全国上千名专家来参加评审，严格按照评选的程序进行。在最后审定阶段，苏步青、钱学森、冯德培、李薰等同志尤其表现出科学的公正的态度。当然，由于我国二十六年没有评科学奖了，这么多学科，这么多项目，一下子要评得完美无缺，人人都满意，不大容易，能有八九分的准确性就算不错了。”
1948年，在巴黎，中共旅欧支部书记刘宁一同志对钱三强说：祖国的解放不需要太久了，你回国加紧培养人才，迎接胜利吧。钱三强回到北平，满目疮痍。一年半后，他投身于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造社会主义科学大厦的宏伟事业。如今，也不过过了三十三年（除去十年动乱，实算二十多年），钱三强同志从党的十二大会场上走出来，登上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主席台。他说：“有党的领导，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沿着我们自己开辟的道路走下去，再过二十年，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