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其评价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其评价
任清
乾嘉学派，亦称乾嘉汉学或乾嘉考据学，是清代居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潮，从其肇始、盛行直至没落，贯穿了整个清朝时期，因该学派在乾隆中叶至嘉庆前期达到鼎盛阶段，故统称之为乾嘉学派。这一学派的治学内容与研究范围，乃以传统的儒家经学为中心，而旁及文字音韵、目录校勘、辨伪辑佚、金石律吕、历史地理、水利天算、典章制度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则强调“博瞻贯通，无征不信”。以上述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为特点的学术流派，在康、雍、乾等朝，学者辈出，著述如林，盛况远迈汉唐，“这个时代真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有高度封建文化的时代”。
（李一氓《论古籍和古籍整理》）
为什么在清代产生形成了乾嘉学派呢？到目前为止，较为流行的传统看法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和反动的文化政策，屡兴文字狱，迫使多数学者为逃避政治迫害，埋头于训诂考据之中，以致产生形成了乾嘉学派。似乎乾嘉学派的产生和盛行，仅是清廷屡兴文字狱的结果。这种看法几乎已成为定论。然而，却是值得商榷的。
清代康、雍、乾时期，确屡兴文字狱，这对乾嘉学派的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自然有一定影响。但统治阶级的政策，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促进或遏制学术思想的发展，却不能根本决定其产生和消灭。事实上，文字狱与考据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明代也曾盛行文字狱，但明代并未产生与乾嘉学派相类似的考据学。可见，把文字狱政策说成是乾嘉学派盛行的主要原因，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意识形态受物质经济条件的支配和制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探索乾嘉学派产生和盛行的原因，归根结底应从物质经济基础中去寻找。当然也应注意到，物质经济对社会意识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折射的。政治因素对学术思想的影响，有时则更为直接。分析乾嘉学派的产生，也要考虑到政治上的原因，那却需要考察当时的整个社会政治形势，不能只看到一点而不顾其他。
综合当时的整个社会形势，我认为乾嘉学派产生并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条件乃是：康、雍、乾时期清朝政治上的稳定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统治者对封建学术文化的大力倡导。
清朝在康、雍、乾时期，经过清初激烈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以巩固确立，取得了政治上百年相对稳定的局面。政治上的稳定统一，必然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创造适宜的环境。清初，顾炎武等为反对明末以来空疏的学风，强调经世致用，重视实证调查，开启了乾嘉学派的先河。康、雍、乾时期，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许多学者有可能沿着顾炎武开启的实证学风发展。乾嘉学派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形势下逐步发展盛行起来的。
政治上的稳定统一，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究竟能否发展，还要看是否具备有相应的物质经济基础。康、雍、乾等朝，在政治上取得稳定统一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和政策，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获得长足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也有进一步增长，呈现了“国富物阜”的繁荣景象。经济上的发展繁荣，既为封建帝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封建学术文化的兴盛提供了物质条件。乾嘉学派就是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乾嘉学派中以惠栋所代表的吴派，以戴震所代表的皖派，都产生于经济较发达的江南地区，并非偶然。
此外，乾嘉学派的发展盛行，和康熙、雍正、乾隆等大力倡导封建学术也有直接关系。康熙、雍正、乾隆等有作为的满族封建政治家，从维护统治地位出发，都比较重视发展和吸收汉族的传统封建文化，多方网罗汉族封建知识分子。康熙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从经传诗词到天文历算，“晨夕披阅”，广为猎读。还请著名学者，在宫内为其讲解儒家典籍；并组织经师学者，将重要的儒家经书，诠释整理刻印，编纂汇集各种丛书、类书、工具书。书类之多，规模之大，均为历史上所罕见。诸如著名的《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全唐诗》、《全唐文》等，都是这时编纂刻印的。一时间，搜书、编书、刻书、藏书蔚然成风，既培养造就了学者，也为更多的士子提供了读书治学的资料、工具等便利条件。乾嘉学派的众多学者，对古籍的注释、校勘、辨伪、辑佚等，就是在这样的风气下进行的。
可见，康、雍、乾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乾嘉学派产生和盛行的根本原因及条件。乾嘉学派实际上是康乾盛世的产物。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康乾盛世”，也就没有根深叶茂的乾嘉学派。如只用文字狱来说明乾嘉学派的风行，许多问题便得不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回答。
乾嘉学派是清代占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潮，其治学宗旨显然是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但是我们不能据此便简单地加以否定。我们在研究清代历史时，对康、雍、乾时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的统一而制定的政策和措施，既要看到统治阶级的主观意图，又要看到它们在历史上的客观作用和影响，给予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同样的道理，对于与康、雍、乾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及其突出表现形态——乾嘉学派，我们也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评价。今年初，李一氓同志在《论古籍和古籍整理》一文中列举了清代康、雍、乾三朝对于古籍整理做出的贡献之后说：“这几位清代统治者在对待祖国文化上，气魄大，精神旺，足以和那个时代我们民族的伟大发展相呼应。”但是，康熙、雍正和乾隆毕竟只是清代整理古籍的倡导者、组织者，当时整理古籍的大量实际工作都是由乾嘉学派的学者们进行的。所以，对于乾嘉学派及其学者在这方面做出的成绩和贡献，我们也理应给予历史的肯定。
乾嘉学者在整理古籍的过程中，锻炼形成了一整套整理古籍的本领和手段，如校勘、辑佚、辨伪等，即使是在今天整理古籍时，也值得批判地吸取和借鉴。
当然，从总体上看，乾嘉学派研究的内容多是封建典籍，考证的问题也完全是从书本到书本，缺乏新鲜的实际内容。论证问题的过程和方法，也往往流于烦琐，观察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多是粉饰封建社会的现实，一味提倡复古。这些都是乾嘉学派的根本弊端和局限。鸦片战争前，清代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社会危机加深，历史发生了重要转折。一些坚持乾嘉学派道路的学者，不去揭露封建社会的矛盾，依然钻在故纸堆里，进行脱离实际的烦琐考据。因而，乾嘉学派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走向没落，逐渐为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新的进步思潮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我们分析评价乾嘉学派的成因、作用和影响，只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毛泽东选集》第2卷7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