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方面的根据——为什么说现在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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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十个方面的根据
——为什么说现在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说：“现在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有的同志提出，现在国家还有很多困难，社会上还有很多问题，党内问题也不少，这个判断能够成立吗？在传达、学习、讨论十二大文件的过程中，许多同志就这个问题摆了大量事实，一些领导同志为此作了辅导报告。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成就和路线的看法，牵涉到是否能满怀信心地完成十二大提出的任务，确有必要讨论清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只有不到四年的时间。我们说它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的根据：
第一，党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我们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党内生活中恢复了民主集中制。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大量的、多方面的、有成效的新的探索。我们开始了机构的改革和干部队伍的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建设。这些都是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非常重大的发展。这些发展的意义，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看越清楚。当然，我们承认，在党内、在社会上、在我们国家生活的许多方面，现在还有这样那样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够低估它。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党和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不会被这些问题所掩盖。大局已经稳定下来；不是短时间的稳定，而是一年比一年稳定，就其客观趋势来说必将继续保持稳定。总之，领导权改变了，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改变了。这些改变，许多方面恢复到建国初期，许多方面超过了建国初期。
第二，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轨道上来。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历经艰难，进行六十多年的革命，就是为了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国以来三十多年，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作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的这个战略转变，可以说是付出沉痛代价换来的成果。对于这样的成果决不能看轻了。这就是说，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正确的、健康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
第三，我们党在对待教育、科学、文化、知识分子这些问题上面，基本纠正了长期的“左”倾政策和“左”倾看法。
第四，我们的军队转到了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轨道，逐步地摆脱了十年内乱期间的流毒。我们进行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举行了华北地区的大演习。我们在现代化武器的试验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最近又向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年多中间，我们部队所作的工作很多，这不过是举几个例子。
第五，政治方面的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恢复了公检法的机构和工作，恢复了人大和政协的正常活动，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工作都有了非常显著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开始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法制的道路，这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从1979年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有13个，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或具有法律性质的条例有15个，同时还通过了有关法律的决议12项，又重新公布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早已颁布过的法律、法令8个，重新公布有关法律的决议、决定7项，并第一次公布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不久将要召开的五届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将通过新的宪法。这些对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对我们国家的稳定已经起了并将继续起重大的作用。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整个社会越来越安定。犯罪现象仍然存在，但是，对犯罪的斗争取得的成绩也很大。今年1月到8月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生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5％。这里要说明，现在刑事犯罪统计的数字比较大，要考虑一个因素：过去没有刑法，或者说有了相当的法律，没有能够完全按照法律去执行，所以犯罪的统计数字比较少；现在法律趋向健全，发案的数字统计就会显得增加一些。当然，这并不是说当前社会治安不再是一个重要问题，而是说对现在的社会治安状况，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拿今年1月到8月刑事发案数来推算全年，可能达到万分之七点二。这个数字低于建国以来犯罪率高的年份，同去年相比，是在大幅度下降。因此，从建国以来的历史情况看，现在社会秩序是在逐渐地、逐年地进步。至于同其他国家来比较，很多来自或者到过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都承认在中国是“最有安全感”的。
第六，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的右派。摘掉了278万人的地主、富农帽子。原为小商小贩、手工业者错划为资本家的，改正了70万人。继宽大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之后，又宽大释放了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4，237人。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使得全国人民政治生活、政治空气大为稳定，人民内部矛盾大为缓和。
第七，党的状况有很大的进步。现在全党有3，900多万党员，据1981年底统计，从建党至解放前入党的占6．8％，建国以后至“文化大革命”以前入党的占38．6％，合起来占45．4％，在“文化大革命”中入党的占40．6％，“文化大革命”以后入党的占14％。“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有一批“突击入党”的。但是，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文化大革命”中入党的都是造反派，这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党员，当然也有犯了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党员。但是这些错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犯的，除了中央已经指出的三种人之外，我们不应该过多追究个人责任。近几年发展党员的标准比较严，新党员的质量比较高，有很多要求入党而表现又的确较好的同志还没有能够入党，就是这样，新党员的比例已经达到14％。可以想见，在十二大以后，申请入党的人会更多，新党员的数量还会增加，质量会更高。全国2，000万干部（包括非党干部），按年龄来说，二十六岁到五十五岁的占86％；按文化程度来说，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8．7％；有各种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并担任各种专业工作的占42．2％。干部队伍在年轻化、知识化方面的进步是长久起作用的因素，是不能低估的。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领导、党的作风、党的纪律各方面的进步，更是有目共睹的。
第八，经济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1979年到1981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7％。在这中间，解决了2，600多万人就业的问题，国民收入增长了870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粗略计算，大概是这样：农民增加收入580亿元，工人增加200亿元，企业（集体）增加200亿元，总共980亿元。农民、工人和企业的收入大量增加，使各项开支的总和超过了财政收入，这就使得国家财政不能不发生赤字。在这三年，中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共减少投资188亿元（可是基本建设战线没有能够完全缩短，因为预算外的基本建设投资大大增加）。在财政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国家用于科学、文教、卫生的事业费还是增加了60亿元。在基本建设中，生产性的投资1978年是83％，到1981年下降为59％；非生产性投资，在1978年是17％，而到1981年增加为41％。这说明，三年里在经济上确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加了，文化、教育、卫生、城市公用事业的投资增加了，地方和企业得到了比较多的机动性，农村的经营正在多样化。由于1981年基本建设的规模缩小，生产资料供应的紧张状况，虽然现在还存在，但比前几年有所缓和。消费品生产大大增加，市场商品琳琅满目，人民群众由持币抢购变成储币待购和持币选购。有些商品供过于求，或者说有过剩的现象，这是建国以来很少有的。当然，这种现象也不能让它持续下去。整个说来，近几年经济的发展是健康的，其中存在某些盲目性，例如用于非生产性投资过多等等，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重视，是可以解决的。而人民的生活确实是改善了，无论是工人，或者农民，都得到了休养生息。这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治和整个国家越来越稳定并在稳定中健康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农业中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怎样个化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提出很明确的很具体的设想。他们的有关著作，特别是列宁晚年写的《论合作制》中所讲的意见，都同后来苏联所实行的集体农庄制度，以及中国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制度，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能抱这样的成见，以为只有以前那样的做法才是社会主义化，现在这样是走回头路。我们现在实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群众的创造。实践证明，这种农业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还要发展。现在农村里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非农业人口，工人增加了，做运输工作或其他工作的人也增加了。农村有那么多人口，如果只能做纯粹的农民，就很难富裕起来，整个农村经济也很难发展。所以，农村人口的多样化是一种好现象，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在工业方面，商业方面，劳动就业方面，也开始实行了改革，打破了过去把所有的城市人口包下来那种吃大锅饭的办法，捧铁饭碗的办法。这同样是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进步，而不是退步。我们发展了多种经济形式。我们在城镇除了进一步发展国营经济，还肯定了集体经济以及一部分个体经济的存在，就使得城市的经济生活活跃了，使得就业的人口增加了。商业（包括服务业）也开始向多种形式转变。产和销直接见面，有集体的，有个体的，有农村里农民直接办起来的。地方的权力和企业的权力增加了，随之而来的是积极性增加了，无论是地方、企业，或者是企业里的劳动者个人，积极性都增加了。把这些方面的积极性加以合理的组织，就能使社会主义经济真正得到迅速的发展。这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的表现。
第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借用和吸收外资，弥补了国家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了能源、交通的建设，使得有些被迫停建缓建的项目得以继续建设，引进了比较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方法，这都是必要的。我们的出口贸易在这几年中间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全国外贸部门出口商品总额，1978年是168亿元，1981年增到371亿元，平均每年增加30．2％。出口商品的构成有了变化：农产品1978年占27．6％，1981年下降为17．6％；轻工业产品由46．9％降到39％；而各种重工业产品，包括石油原油和初步加工的产品，煤炭，机电产品以及过去没有出口过的如船舶这一类产品，由1978年的25．5％增加到1981年的43．4％。出口采取了多种形式，象进口加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合作生产，以及技术出口，劳务出口等等。进料加工成品出口额，1978年为21．5％，1981年增加到30．7％。对外签订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到今年6月底，累计已有628项，总金额达到9．4亿美元，目前派出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有25，000名，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贸易的扩大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天津市1979年、1980年两年新增加的工业产值，有三分之一是靠发展出口生产实现的；上海市手工业系统有一半工厂、三分之一的职工从事出口商品的生产；山东烟台地区1980年通过出口农副土特产品，使得农村每人平均收入比上一年增加了40元。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出了一些问题，也吃了一些亏，这是很难避免的。我们从这当中也得到了经验，变得比较聪明了。
我们的工作还不能尽如人意，各个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无论是遗留问题还是前进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都有待于逐步加以解决。但是重要的是必须看到主流，看到我们事业发展的趋势。仅仅上面列举的十个方面已经足以证明，我们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得到这样大的成绩，不仅“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根本不能相比，就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也不能相比。只有建国以后的七年可以比较。这当然不是抹杀“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成绩；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间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头两年中间也做了很多工作。问题在于，当时所有的成绩和工作，无论就其涉及到的方面或是就其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历史上的地位来说，都是无法和这三年多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的。而且，这三年多同建国初期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一方面，建国前我们得到了势如破竹的胜利，只用了三年就解放了全中国，因而是在那样一种顺利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另一方面，当时刚开始建设，工作的规模比较小，在各个方面都有许多有利因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成绩，却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造成的非常混乱、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我们就更加清楚地看到，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所得到的成绩是多么伟大，这个时期被称为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是完全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