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两分法　更上一层楼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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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两分法　更上一层楼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胡耀邦
我是拉拉队，是球赛的“拉拉队”，是广播、电视的“拉拉队”，是电影的“拉拉队”，就是给大家“加油”！我们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门的同志，都应该给自己确定这么一个任务，就是当“拉拉队”，给大家鼓劲。一个体育，一个文艺，有广泛的群众性。凡属具有群众性，有益于广大人民，能鼓舞和教育人民积极向上，又为他们喜闻乐见的，我们都要组织和领导人民，千方百计地把它们搞上去。这才算得上真正具有我们党经常说的群众观点。
还有四天，1981年就要过去，新的一年就要到来了。如何看我们今年的工作，如何迎接新的一年呢？送同志们两句话：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如果说新年要有对联的话，这可不可以算一副？
我们的同志，任何时候都应当坚持两分法，中央最近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总结了今年的工作。用两分法看问题，可以看到，一方面，今年我们全党的工作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总的说来是良好的，另一方面，又有些事情，包括本来应当和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的事，也还没有做得很好。比如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物价问题，等等。文艺工作如何呢？希望同志们也采取两分法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加以分析，以利明年的工作。
就电影来说，应当充分肯定，几年来进步很大，今年又有新的进步，好的和大体可以的影片是主流，大多数同志是很努力的。一些中青年导演和作者，一些青年演员，快马加鞭地成长起来了。全国各族人民，我们的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我们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们，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对电影界的成绩和进步，对同志们的辛勤工作和作出的贡献，是高兴的、欢迎的，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是感谢大家的。这就叫做是非自有公论。这是事实，也是一种应有的自信心。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就是确实有些影片不够好，有些同志努力不够，个别作品和个别同志还有比较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的问题，无非是两条：
第一条，有些作品，有些同志，政治情绪不健康。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忽视以至否定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把我们革命过程中的失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都归结为整个党和国家不好，整个革命队伍不好，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好。由此得出结论：没有前途，或者前途渺茫。这就是政治思想、或者说政治情绪的不健康。
为什么要批评白桦同志？就是因为他那个《苦恋》在政治思想上是不健康的，对人民思想是有害的。经过批评，他认识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这就很好。白桦同志还是党员，还是作家，还要继续写作。白桦同志过去写过一些好作品。我们希望白桦同志还能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来。通过这件事情，人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央的方针和做法，同以往一个时期有很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说明我们党确实已经从过去的失误和挫折中取得了教益，更加成熟起来了。
毫无疑问，对错误的东西，一定要进行有说服力的、严肃的批评，这里要讲真理，不能讲面子。最好是本人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而不要护短。周围的同志，读者和观众，也要给予帮助。对于作家来说是这样，对于我们各级党委的负责同志来说也是这样。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如果有错误，可不可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都可以批评，我们如果有错误，为什么不能批评呢？为了我们伟大的事业，革命队伍中无论是谁，犯了错误都应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一定要尊重事实，与人为善，讲究科学，讲究政策，决不是乱批一通。也许有同志会说，一批评，就破坏了积极性。我们说，问题要看你是什么样的积极性。如果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难道不应当来一点破坏吗？这样的破坏，同时也就会促进健康的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扬。
第二条，有些作品，有些同志，思想境界不高，甚至太低下。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不能正确处理爱情与革命、爱情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把爱情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
当然，爱情是文学艺术的重要题材之一，可以写，而且应当写。去年我在剧本座谈会上就讲过，谁说不能写爱情呢？这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现象嘛。问题是究竟把爱情放在什么地位上。一切共产主义者，一切革命者，一切爱国者，胸怀和眼界应当广阔和远大得多。热爱我们的伟大祖国，热爱我们的伟大人民，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才是最可宝贵的。如果可以把我们的热烈爱慕的感情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的话，那第一位的就应当是这个东西。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艺术，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艺术，应当前进一大步。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首先要教育人们、特别是青年，爱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爱我们的人民。健康的爱情，从根本上来说，应当是同革命事业相一致的。一个革命者，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的事业，在必要的时候，完全可以牺牲个人的爱情，以至于生命。
人们都还记得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有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位十九世纪中叶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为了民族的独立和祖国人民的自由，能够这到这样崇高的思想境界，难道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艺，反倒可以倒退到爱情至上吗？不应当使两性之间的爱情超过革命，压倒革命，不应当宣传爱情高于一切，一切为了爱情。我们的文艺作品，总是要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激励和鼓舞人们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献身嘛！
坚持两分法，才能更上一层楼。明年，不但你们要更上一层楼，我们全党的工作，各行各业的工作，都要努力奋斗，更上一层楼。你们说明年可以争取出一百部故事片，这很好。但还有个问题：什么样子的一百部。大家都认为，不但数量要达到一百部，而且质量也要比1981年达到更高的水平。这就要求同志们付出巨大的劳动，从思想上、艺术上和各项工作上，努力认真地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关于经济发展，明年要有一个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一定的速度。这句话既有一定的数量要求，又有严格的质量要求，把数量同质量统一起来了。我看，这个要求对我们电影工作，也是完全适用的。
如果我们不犯大的错误，有科学的态度，鼓足干劲，把国民经济不断地推向前进，那么，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就可能逐步略为加快一点；但是，总起来看，从现在起，五十年内，也就是直到二十一世纪的头二、三十年，我们的生活水平要赶上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是不大可能的。看一看历史吧。中国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一百多年，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发生了一次社会大变动，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从这以后，再过一百多年，大约要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我们国家才有可能再来一个经济和社会面貌的全面的根本的大变化，站到世界的前列。所以，社会历史的进程，决定了我们中国人在这两个世纪内，要多吃一点苦。苦一点有什么了不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两个世纪，正是中华民族大变化、大前进的两个世纪啊！
这种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要求我们的同志，能够自觉地经受各方面的艰辛和磨练，并且经过这个历史阶段的困苦，开辟我们民族的远大前程。这样的思想境界，才真正是思想解放了嘛。这样的思想境界，是革命浪漫主义的，也是革命现实主义的。难道这不叫现实主义吗？我们下决心，要在今后的半个世纪内，通过我们自己的艰苦奋斗，来达到建设一个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教育发达、道德高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的，使我们国家翻这么个大身，这才真正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度结合。无视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把人民的事业和理想看得一钱不值、一无是处的精神状态，难道称得起是现实主义的吗？那是短视主义，自然主义，没落情绪！　
同志们，这个思想境界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和时代的特点。在整个人民当中，在党员和干部当中，坚信我们国家能够由乱到治，由穷变富，实现大变化大发展，并且自觉地为此而奋斗的，肯定会越来越多。现在有的人热烈期望，也有的将信将疑；还有极少数人，则是坚决反对这个大变化大发展的，他们要倒退。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经过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工作、宣传工作，经过我们的文艺工作、新闻工作、教育工作，使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和奋斗目标，真正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的坚定不移的意志和信念，真正成为亿万各族人民的思想、意识和舆论，真正成为他们的实践。我们的文学艺术，如果不为这个目标服务，是没有前途的。如果文艺工作者不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而是站在旁边，专写和演唱些“风花雪月”、“卿卿我我”之类的东西，或者站在后头，专写和演唱些“凄凄惨惨”、“不堪回首”之类的东西，那能有什么前途呢？更不要说站在对立面，专门用阴暗的心理和仇恨的语言来歪曲革命和诅咒革命，那就更加没有前途，一定会被人民所唾弃。当然，这丝毫不是说不要批评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我们说过多次，可以而且应当批评。问题是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是什么样的思想境界。
刚才夏衍同志对我说，要我多讲几句关于学习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只你们这一行，而且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我们这些人，都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当然，社会分工不同，学习的要求有共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就文艺工作者来说，我感到，一定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加强向社会生活的学习，加强对文化科学和历史知识的学习。
马克思主义产生一百多年，有丰富的文艺理论。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对文艺工作的一切问题，都提供了现成的答案。我们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只能是为了从马克思主义学得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以指导自己的艺术实践。我们应当力求有较高的思想性，又有较高的艺术性，力求使这二者统一起来，融为一体。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大大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并以自己的特定方式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王朝闻同志的《美学概论》和其他一些同志的美学著作，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我看了一点，没有看完。我感到，不论哪一种美学理论的书，都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们总还是可以帮助我们从中弄清楚一些有关美的概念和常识，使我们少走点弯路。现在我们一些同志对理论问题注意不够，而文艺理论工作的成果确实也太少了。
深入生活，在深入生活中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各种人和各种社会现象，这是我们文艺创作的前提。离开这一条，只能主观臆造，只能按照作者的主观需要去胡编。比如那个坦克里面谈恋爱的情节，别的不论，只问一点：坦克乘员人数是有限额的，怎么能够随便加一个人呀？高尔基曾经诚恳地劝告一位青年作者：不要急急忙忙地写，而要学习。他还说，要能够鲜明有力地反映新的生活，就要注意现实。现实有三种：过去的现实，现在的现实，还有已经看见大致轮廓的未来的现实。
学习科学文化和历史知识，特别要在语言上多下功夫。我以为也需要提醒同志们，主要是青年同志们，对这件事给予极大的注意。“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它说明，没有文采，没有好的语言，就不能打动人心。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经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言而无文，肯定是没有多少生命力的。大家看中国近代的大文豪，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赵树理，等等，哪一位不是语言艺术的大师？但是现在一些青年同志，看来没有很好地注意这个问题。本来文学素养不足，又不肯用功学点中国古代的散文和诗词，不肯用功学习群众语言，结果搞出来的东西干巴巴，没有多少感人的力量。长此下去，怎么能行呢？
有同志说到电影《知音》，我以为这个片子还是可以拍的。蔡锷在旧民主革命时期参加推翻袁世凯的斗争，确实立了大功。小凤仙也算得上是一位有眼力有胆识的妇女。但是我不知道电影的编剧和导演同志，是否看过小凤仙给蔡锷的挽联？那挽联的上联是：“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下联是：“几年北地，燕支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你看，这里说到蔡锷的抱负和斗争，也说到小凤仙自己，以及她同蔡锷的关系，是有一定思想深度和文采的。据说这副挽联是别的文人假托小凤仙之名写的，但是意思不错。如果《知音》就用这副挽联作为主题，甚至把它写个主题歌，岂不很好？可见，还是需要加强历史和文化的修养。如果我们的作品，既有正确的主题和动人的情节，又有丰富而优美的语言，那就一定可以有力地教育和感染人民。
有同志说，电影也要象打球那样，到国际影坛上去争雄。我以为，这个问题需要分析，如果不分析清楚，可能迷失方向。现代国际体育比赛，作为竞技运动，是有国际公认的统一的竞赛规则和评判标准的。按照这种统一的规则和标准，优胜劣败，了了分明，很自然地为全世界所承认，而无所谓阶级性。但是文艺（包括电影）就不同了，它是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意识形态部门之一。同样一部文艺作品，不同的人们由于社会地位和世界观的不同，可以作出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评价。当然，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艺，在艺术形式和技巧方面，可以而且应当互相借鉴。一切民族的文艺，它们的一切积极成果，都会对全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归根到底，我们的文艺是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能以是否适合我国各族人民前进的需要为转移。所以，今天我们文艺的奋斗目标，不是要到国际上去如何如何，而是要真正深入到中华民族最广大人民的心灵中去，成为鼓舞亿万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奋斗的强有力的精神武器。真正做到这一点，也就表现了重大的国际意义。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伟大国家，使自己的文化健康地发展和繁荣起来，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这对于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将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并将给它以巨大的推动。在世界文化史上，这难道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吗？
总之，为着我们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我们一定要振作精神，奋发图强，准备进行持久而艰苦的努力。要学习中国女排为祖国为人民争光的拚搏精神。同志们说担子重，感到有点“压力”，我看这是一件好事。高楼自来水上不去，就是因为“压力”不够。“压力”要有一点，当然也不要太厉害。更上一层楼，归根到底，要靠自己迈开两条腿。两条腿能不能迈得开，就看我们对祖国、对人民、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的程度。
这个会开得不错。我建议，这样的会，今后每年12月开一次。范围扩大一点，导演来，作家也来，演员和歌唱家也来一些。年终算个总帐，目的是为着新的一年的战斗。我还是讲这一条：更上一层楼，离不开努力奋斗。祝同志们明年努力奋斗！
（载《红旗》杂志1982年第21期）（新华社）
题解：这是胡耀邦同志会见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