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党员 忠诚的战士——记陈一帆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优秀的党员 忠诚的战士
——记陈一帆同志
程子华　徐运北　田坪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第二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陈一帆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1967年9月28日含冤逝世，终年53岁。在他逝世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深切怀念这位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战士。
战斗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第一线
陈一帆同志，辽宁海城县人，童年家贫如洗，青少年时代就有了强烈的爱国思想。“九一八”事变后，他流亡关内，在他二哥的帮助下，在北平上了中学，毕业后入中国大学。1935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这以后，又多次参加了党领导下的爱国学生运动，每次游行示威都走在队伍的前列。“一二九”以后，中国大学学生会成立，他是学生会组织的护校纠察队的负责人之一，他不顾个人安危，与国民党特务分子开展了顽强的斗争。1936年2月21日，中国大学同学在校内举行欢迎南下宣传团返校群众大会，遭到反动军警的包围，一帆同志以纠察队负责人身份，与军警周旋，保证了大会的胜利召开。当天会后，反动军警闯入校内进行大逮捕，一帆同志率领群众与之搏斗，使一部分同志乘机逃脱。大家对他的勇敢机智，都很钦佩。有一位当年同他一起战斗的老战友，用“遥忆华年同战斗，君挥铁臂最前头”的诗句，追忆当年陈一帆同志英勇斗争的情况。通过严峻的斗争考验，1936年3月他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担任北平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市委秘书等职。从此，他更加积极地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北平，他利用当时在北平作官的二哥的住宅为掩护，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做了不少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陈一帆同志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党需要他到哪里，他就战斗到哪里。“七七”事变前夕，北平地下党疏散，按照党的指示，他转移到晋察冀边区。临行前，他对结婚不久的爱人王坚同志说：“我要到前方去抗日，此去生死难知，你要深明大义。”在他的影响下，后来王坚同志也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一帆同志受党的派遣，到对敌斗争最残酷的晋察冀二分区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以秘密党员身份先后在国民党新编第二师政治部和牺盟会五台中心区工作，向友军宣传团结抗战，为我方秘密递送情报，对影响孙殿英和阎锡山部军政人员参加抗战，作出了较好成绩。以后，他继续在晋察冀边区从事党的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工作，1940年到1941年，他先后任崞县和五台县县委书记，对工作基础比较薄弱的这两个县进行了整顿，领导了五台两次反
“扫荡”战役。1942年到1944年，他先后在二地委河南、河北分委任领导职务，坚持了敌后游击战争。接
着，他又被派往环境十分艰苦的雁北地区担任地委副书记，在军分区部队的配合下，打开了大同、阳高县一带的局面，进而挺进绥东。
日寇投降后，陈一帆同志受党的派遣，组织干部
团，日夜兼程，经张家口、承德开赴东北，为开辟辽南解放区而战斗。当时辽南地区是敌我激烈争夺的重要战场，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战争环境艰险复杂，陈一帆同志始终保持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同部队一起与敌人周旋。1946年5月，国民党军在东北大举进犯我解放区，蒋介石于5月23日亲自飞往沈阳督战。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我辽南解放区的进攻，我军对分驻于辽南海城、鞍山、大石桥、营口一带的国民党第60军184师进行分割、包围，同时利用蒋军内部派系矛盾，争取该师起义。在此情况下，当时担任辽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陈一帆同志接受上级交给的任务，冒着生命危险，只身带领3名警卫员，前往海城火车站，同国民党184师师长潘朔端进行谈判，宣传我党政策，晓以利害，指明前途，促成了潘部于5月29日的起义。国民党184师的起义，是解放战争中东北战场上第一个国民党整师的起义。它使当时没有一支国民党正规军设防的沈阳市门户大开，震撼了东北战场上的蒋军，鼓舞了我军的斗志。
忠诚党的合作事业
1949年10月，陈一帆同志调东北合作总社担任副主任。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民参加供销社，并且使他们关心自己供销社的业务经营和发展，刘少奇同志曾提出，社员入社要交纳股金，并实行年终分红。这个建议遭到高岗的反对。陈一帆同志敢于坚持原则，顶住高岗“左”的干扰，坚决执行了刘少奇同志的正确主张。
1950年底，陈一帆同志调全国合作总社工作。他先后担任干部局局长兼组导局局长、理事会副主任。那时正当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初期，许多县以上合作社联合社正在筹建，大批新解放区的基层供销社正由点到面地组织起来，任务十分繁重。陈一帆同志在总社党组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有关合作社的方针、政策，作了大量组织指导和干部方面的工作。他坚持通过加强供销业务，紧紧围绕供销业务，按照以集镇或适当的大村为中心建社的原则，整顿、巩固老区供销合作社，发展新区合作社。为适应合作社的迅速发展，他主持制定了基层社和各级联社示范章程，以及各项组织制度和干部管理制度。针对当时党的工作重心刚刚从武装斗争转移到生产建设，许多干部不熟悉经济工作的实际情况，他强调认真抓好干部培训。在他的具体组织下，很快办起了总社干部学校，在几年当中培训了许多领导干部和业务干部，并为地方合作干校输送了师资。
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1962年正当手工业战线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的时候，陈一帆同志调任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
他到职后，即到上海、南京、苏州、武汉、孝感等地，进行调查研究。他访问了手工业传统集中地区，听取了省、地、市、县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的汇报，察看了为数众多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工厂和手工业部门领导的国营工厂，同手工业老工人、老社员、厂社财会人员和干部进行了广泛交谈。他发现手工业集体所有制的调整还不够彻底，曾经不适当地转为国营工厂的一些手工业合作社，还没有调整回来，或者只改为手工业联社统负盈亏的合作工厂，“吃大锅饭”的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为此，他组织起草了向中央的报告《关于调整手工业队伍，巩固手工业合作社》和《关于整顿、巩固、提高手工业合作社的指示》等文件，主持修订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他提出，要继续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对手工业的所有制、组织形式、生产规模等进一步进行合理的调整；转厂过渡不适当的手工业合作社要坚决退回来；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这种集体所有制形式应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稳定下来；合作社一定要办得名副其实，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不要躺在国家身上，要替国家分担困难。
崇高的思想品德和优良作风
陈一帆同志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在1951年冬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作为全国合作总社机关党组织的负责人，一帆同志在运动开始阶段放手发动群众，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又相当冷静，注意掌握政策。当时一位同志因被怀疑有重大贪污问题一度被隔离反省，一帆同志向有关同志交代，一定要重事实，重材料，只许动员，不许逼供。为了防止发生问题，他甚至搬到办公室去住，避免了发生大的问题。尤其可贵的是，一帆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专政对象”被隔离审查后，仍然坚持了实事求是精神。他生前曾对自己的爱人王坚同志说：“他们逼我说谁是叛徒，谁是特务，我不能胡说呀！……我说错了一句话，一个好同志就要倒霉。……宁可我死了，也不能坑害一个好同志。”事实正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林彪、江青一伙横行的日子里，在大会小会的残酷批斗和逼供、诱供直至被残酷迫害致死的情况下，他只承认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把责任推给别人，没有冤枉一个好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高尚品质。当人们谈论起这段往事时，无不为之感动。
一帆同志在长期工作过程中，不辞辛苦，不怕疲劳，一贯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取得第一手资料。他不论到省、市联社，还是到基层厂、社，都是亲自做笔记，提问题，问得很细，有时把基层领导干部和会计都问得答不上来。他不仅坚持做到不吃请、不受礼，不准搞“迎送往来”；而且十分珍惜地方人力，强调陪同人员要尽量减少，从不给地方添麻烦。1952年盛夏，他带领几名干部到中南地区出差，到达汉口已是中午时分，当地机关下午3点才上班，为了不给地方同志增加麻烦，他们找了一家小旅馆临时休息。以后在武汉的日子里，他和同行同志都住在全国供销总社中南办事处的一间大会议室里，机关送来电风扇也被他谢绝了。五十年代初是这样，后来他当了全国手工业总社主任仍然是这样。1963年9月，他带领两名干部到石家庄出差，从市联社借了3辆自行车，到基层社、厂检查工作，都是骑车前往。
陈一帆同志对亲属和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经常教育他们要努力学习，热爱劳动，生活俭朴，爱护公物，不要有优越感，不要有特权思想。他的5个孩子常穿打补钉的衣服，有时孩子不愿穿，他就用“俗话说笑脏不笑破”等朴实的道理教诲他们。不论在齐齐哈尔还是在北京工作期间，他都带领孩子们利用房前屋后空地种菜，并且向他们讲，这并不只是为改善生活，而是为增强劳动观念，增进同劳动人民的感情。他支持和鼓励孩子们参加清洁队的背粪、倒垃圾等义务劳动，向劳动人民学习。他还常教育孩子们尊重司机和保姆同志，平等、热情地对待他们的子女。孩子们节日到大会堂参加游艺节目得到的小奖品，也被他动员送给公务人员的子女，这样的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