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人的劲头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当家人的劲头
本报记者　张平力
五十年代初期，从三座大山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首钢人有股劲头：收拾好破坏殆尽的旧摊摊，恢复生产、发展生产，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打下钢铁的基础。
今天首钢人又有了一股劲头：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今天的这股劲比昨天的那股劲更大——其实是一股劲：当家人的劲头！
“叶大懒”和“反对派领袖”
“大锅饭”在首钢至少造就了两种人：懒人和“刺儿头”。叶振成和马桂田，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懒人和“刺儿头”的典型代表。
叶振成是首钢焊管厂的双筒工，1958年进厂。他本不是懒人，却有一段懒得出奇的经历。上班打扑克、下棋、聊天、睡觉，迟到、早退、旷工是常事。他一身好力气，唯独不在工厂里使。“叶大懒”的绰号传开了。这是个令人厌恶的绰号，叶振成却不以为然：“爱怎么叫就怎么叫！一锅饭里都伸勺，懒勤一个样，我何苦去图个勤快的虚名？”他有一肚牢骚，后来竟连牢骚也懒得去发了，风风火火的急性子变得温温吞吞，他说：“那时我是自甘沉沦、自寻其乐”。人丧失了希望和信念，就是这种情绪。
焊管厂天车工马桂田又是另一种人，也是1958年进厂。他虽然不少干活，但更多的劲头放在和干部闹别扭、找岔儿上，常常弄得人家下不了台。大家戏谑地称他“反对派领袖”，他越发得意了。有人劝他：“工厂的事咱管不着，你乱提意见自己倒霉。”他说：“管不着才给他们乱哄呢！反正干得好也不落好。”
“叶大懒”和“反对派领袖”用了不同的方式和不正确的方法，不自觉地反对着同一个不正确的东西：“大锅饭。”
今天，“叶大懒”和“反对派领袖”完全变了：
——叶振成当上了班组长，成了生产上的突击手。他已46岁，身体不如以前了，还犯了腰痛病；家累很重，每天上班要骑一个多小时的车子。可是今年以来他没请过一次假，没迟到过一分钟。双筒工干的全是力气活，是全车间最苦、最脏、最累的工作，每天要和上千吨钢板、钢带打交道。叶振成所在的班组人手少，他每天一上岗位，腰带一紧，一个顶二个干，从没误过工作。他又成了风风火火的脾气，为了工作，舍得一切！
——马桂田还干天车工。他是班组里的老工人，为了帮助青年工人提高技术，他主动带了两个徒弟。他和同志们一起，改革了天车抓钩，节省了四个人的工时。车间里经常乱堆着一些辅材散料，过去都拉去当废品。马桂田看着心疼，天天抽闲去收拾，然后再吊到工段去投入使用，今年他已经收拾起100多吨散料，为企业省了一大笔钱。他又成了谦和礼让的人，关心干部和同志，关心车间里大大小小的事。他还爱提意见，不过都是从帮干部出发，为了搞好生产。
不同的环境可以造就不同的人。马桂田和叶振成的转变，几乎是一段相同的经历。去年初，公司号召全体职工共同努力，保证完成减产增收、向国家多缴利润的计划。这时马桂田和叶振成的心还是沉寂的，他们想：“与咱没关系，那都是干部出风头的事”。6月份，公司实行经济责任制，让每个职工都为公司向国家上缴3.2亿元的任务承担具体责任，马桂田和叶振成心动了：“这倒是好事，过去都是干部才能负责，现在让工人也负责，工人看来还不是听喝的。就怕未必能真正实行。”他们半信半疑。不久，厂里定岗位责任了，干部和工人们坐在一起，商量着一条一条地定，每个干部、每个工人包什么活，有什么权，干得好得多少奖，定的明明白白。这个过程，马桂田、叶振成都参加了，责任、权利、利益捆在一起全落在肩上，他们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分量。他们想：“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呢？干部们在反复讲：为了恢复工人当家做主的地位，搞好咱们的国家和企业。这是个又熟悉又陌生的说法，过去总是讲的多做的少，这回算是来真格的了。”
马桂田和叶振成变了。今年以来，他们月月工作做得好，平均月奖都在20元以上。叶振成说：“没有经济责任制，工人越吃‘大锅饭’越没价值。现在咱地位高了、价值变了，冲着这，也得去努力干呵！”
四号高炉炉长的回答
来首钢参观学习的人，总要找到炼铁厂四号高炉炉长齐树森提这个问题：“我们那里向下分配指标的方式是压，指标高了，还压不下去。为什么你们却在不断向上争先进指标？”这的确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四号高炉是全国冶金系统的经济高炉。去年6月首钢实行经济责任制时，四号高炉正处在中修后的恢复阶段，他们还是接受了较为先进的各项指标，日产铁和焦比一直保持着先进水平。刚进12月，他们就超额完成全年生产计划，本可以轻松、稳当的拿到一笔可观的奖金。可是偏偏在这时候，他们提出了改革传统装料法的方案，要采用炉料分装方法。虽然发达国家的钢铁企业已采用这种方法，取得了较高经济效益；但在国内，这种方法还被视为畏途。有人甚至预言，四号高炉要冒险，会变成一堆废墟。
齐树森在四号高炉全体职工那里找到了知音和力量。职工们说：“干事业怎么能光讲保险？技术总要进步，不在你这里，就在人家那里，所以咱们要有抢的劲头！”改革方案经过大家讨论后，变成了四号高炉每一个职工的实际行动。有的职工查找国内外有关分装的资料和数据，有的组织起来分析高炉操作规程，有的进行设备改造……。12月里，四号高炉全体职工日夜苦战，将改革方案付诸实施，中旬一过，开炉验，一举成功！今年以来，四号高炉一路顺风，生产指标连连刷新本炉历史最高水平。
齐树森这样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实行经济责任制以来，四号高炉为提高经济效益已经实现了大小革新十几项，各项指标一直保持着先进水平。这里有个压力变动力的问题。四号高炉的职工们在实践中感受到，对国家、企业做的贡献越大，个人的切身利益提高越有可靠保证。所以四号高炉职工们乐意接受先进合理的生产指标，并且齐心协力通过技术革新实现先进合理的生产指标。
我们问过四号高炉的一位普通职工：“指标定得低点，奖金就能多拿点，个人不是照样得好处吗？”这位职工正颜回答：“这话说的不在理。那样做你占了国家、企业的便宜，可是国家、企业的财富没增长，你自己也会在技术进步上放松努力，大家的平均水平上不去，个人也要吃亏的。工人为国家、企业多担些压力好。”
三个百分之百之外
实行了经济责任制，首钢有一项著名的考核制度，叫做“三个100％”，即：每个职工、干部对规章制度必须100％地执行，任何人违反规章制度都要100％地登记，100％地取消奖金。
炼铁厂热风炉有位叫杜进友的职工，一次上夜班时打了个盹，烟道温度超过了规定指标。此事并没造成事故，但按照规定当事者必须将情况如实登记，按违规违制扣除全月奖金。当时杜进友身边没有一个人，他本可以不登记，但是他没这样做。杜进友一贯劳动积极、认真，这次因小失误扣去全月奖，大家为他惋惜，有人还去说情。杜进友对大家说：“制度是咱们一块定的，维护的是每一个职工和企业的利益，为什么偏偏让我特殊？！”这种维护制度的高度自觉性，在首钢许多职工身上都能发现。这个事实告诉人们：在“三个100％”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根本的东西在起作用、并支持着职工的创造精神。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刘仁，是首钢炼铁厂修理车间铆焊组组长。这位42岁的6 级工因好钻研，被人们誉为“技术人”。可是在过去的岁月里，这个曾给他带来过欢乐和自豪的称号，也给他带来过痛苦和烦恼，他渐渐不信任自己了。实行了经济责任制，刘仁又恢复了自信，决心和大家一道施展自己的抱负。炼铁厂新二号高炉，是我国第一座综合采用37项先进技术的现代化高炉。可是二号炉投产两年多，因为水利冲渣爆炸的问题没解决，一套100万元的水利冲渣设备闲置在那里。刘仁琢磨着去解开这道难题。有人说：“专家、工程师都解决不了，你一个‘技术人’能解决？还是老老实实遵守‘三个100％’吧！”刘仁说：“我们的责任不仅是做到‘三个100％’，主要还是要为国家多增经济效益，这样好的设备扔在那里不用，我们能不管吗？”全组通过讨论，决定由刘仁带领一些职工搞水利冲渣革新。
从今年初开始准备，进入7月开始实施，到了8月，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二号高炉停用二年的水利冲渣设备经过改造后，重新投入使用，一年可为企业节约10万元的资金！今年，刘仁和他的铆焊组还实现了另一项重大革新项目，也取得了盈利10万元的突出效果。
惊叹、敬佩、赞扬围绕着刘仁和铆焊组，“技术人”的称号又闪耀出光彩。1956年，16岁的刘仁小学毕业后来到首钢，那时他胸中激荡着一股当家做主的豪情。可是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这股豪情低落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压抑感。今天刘仁说：“当年的那种豪情又在我胸中昂起头来！实行经济责任制后，我们重新感到工人这个名称是光荣的，因为国家信任你，把责、权、利捆在一起交给你，你的每一项工作成就都在直接为国家增加着财富，光荣莫大于此！”他的话，不是分明在告诉我们那个存在于“三个100％”之外的最可宝贵的东西吗？
广大劳动群众一旦获得当家做主的地位并已认识到这种地位，他们的创造力是估不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和力量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