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同志，我们的良师益友——纪念郭沫若同志诞生九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郭沫若同志，我们的良师益友
——纪念郭沫若同志诞生九十周年
任白戈
今年是郭沫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沫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多了。沫若同志是一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对祖国对人民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光辉灿烂的一生值得我们永远纪念。每当忆及我读他的著作时的情景和同他相处所受到的教益，倍增怀念，悠悠难忘。
创造社的创始者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在五四运动以后，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发起和组织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成为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一支生力军。他首先以旧社会的叛逆者、才华横溢的新诗人的姿态出现于中国文坛。他的诗以狂飙突进的革命精神和清新独特的艺术风格勇猛地抨击旧世界，热情地歌颂新生力量，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开创了中国新诗的一代诗风，为广大青年所喜爱。回忆大革命时代，许多青年学生是那样爱唱《湘累》、《聂嫈》中的一些歌曲，争相背诵他的一些诗句。他的诗启迪着青年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觉悟。我那时在共青团工作，除了爱读《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政治书刊而外，文艺方面最喜欢读沫若同志的诗，特别是他的《女神》、《星空》和《三个叛逆的女性》。1927年下半年，我在成都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还常和一些共青团员背诵《女神》、《凤凰涅槃》中的一些句子，至今犹能琅琅上口：“我们生动，我们自由，我们雄浑，我们悠久。一切的一，悠久。一的一切，悠久。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谈到这些诗，年青人心里真象点起了一把烈火。就这样，我们常常从沫若同志的新诗中吸取营养，吸取力量，受到鼓舞。
　创造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具有很大的功绩，它先后出版了《创造季刊》、《创造月刊》、《创造周报》等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启发着广大青年的觉悟，培养了一些革命作家。特别在后期，它创办了《文化批判》等刊物。在这些刊物上写文章的主要有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王学文……等同志，他们旗帜鲜明地宣传了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成为我们党在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坚强阵地。郭沫若同志是最早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先驱者。
创造社从前期发展到后期这一思想上的飞跃，是和郭沫若同志的思想发展分不开的。
口诛笔伐蒋介石
郭沫若同志不仅是一位作家、学者，而且是一位革命的政治家。
郭沫若同志在1924年就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1925年在上海，同共产党的领导人有很多交往。1926年初，在瞿秋白同志的推荐下，他南下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就在这一年，他毅然脱下西装，换上戎装，满腔热情地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和北伐战争，先后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副主任和代理主任的职务。从此，他在全国的名声更大。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妄图拉拢他，对他特别表示礼遇和尊重，但沫若同志不为利所诱，始终坚持了革命立场和革命原则。
由于北伐将士的奋勇作战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北伐军迅速打败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队，占领武汉。广州国民政府北迁，武汉成了革命新都，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1927年春，北伐军向长江下游进军的时候，赣州、南昌、九江等地风云突变，先后发生了右派制造的巨大的流血惨案，流氓、地痞、青红帮大打出手，戕害共产党员、工会干部和革命群众，其况令人目不忍睹。而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沫若同志及其它党务工作、民众团体负责人一再要求严肃处理的情况下，不但不加制止，反而百般包庇纵容。这时不少人怀疑蒋介石身边有坏人，“为群小所误”。沫若同志则锐敏地感觉到蒋介石本人就是幕后的指挥，但一时未找到真凭实据。“三·二三”安庆惨案的发生，使沫若同志明察了蒋介石“叛党、叛国、叛民众”的种种罪恶。沫若同志愤怒万状，就在3月31日夜里，奋笔疾书，一挥而就，写出一篇震动全国的讨伐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用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铁铮铮的事实，撕碎了蒋介石伪装革命的假面具，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嘴脸和反革命本质。檄文一开头就犀利地指出：“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沫若同志毅然脱离蒋介石的南昌反革命大本营，跑到武汉，把檄文登在武汉《中央日报》附刊和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出版的《革命生活》日刊上，不久，北方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檄文的发表，擦亮了广大群众的眼睛，提高了大家的觉悟，激发了对蒋介石反动派的仇恨。这对广大人民奋起同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的活动作英勇斗争，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时，四川处在“三·卅一”惨案之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川。我在重庆从事惨案的善后工作，调查死伤的同志，疏散不能在重庆立足的同志。4月间的一天，我在一位同志家中，从他订的武汉《中央日报》上看到了沫若同志的这篇檄文。我一口气读了两遍，心潮澎湃，感到无比的兴奋和痛快，更增长了我对包括西山会议派在内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深仇大恨，也激起了我更高的革命热情。我对沫若同志除了爱慕之外，更加上一层崇敬的深情。我穆然沉思着：在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紧要关头，沫若同志能这样英勇果断，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气概，非凡的智谋和胆略，实在是一位大智大勇的政治家！虽然当时我还不曾见过他的面，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他的安危却时刻萦回在我的脑际。我默然祷他平安无恙。大概到了1928年吧，我听说他东渡日本了，但还是常常思念着他。
良师益友
1935年的暑天，我到日本东京，从事左翼文化运动，得知郭沫若同志就在东京郊外居住。长期以来，他进行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甲骨文字、金石文字的研究，有着超过前人的独到见解，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以及历史时期的划分，作出了科学的论证；他写了不少考古研究的著作，不仅在国内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而且在日本也引起了许多汉学家和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和称赞。听同志们说，他那些年还参加了东京左联支部的活动，而且实际上起着指导作用。我急于想见到他，便约了左联东京支部的支部书记魏猛克一道去他家里。我们见了面，彼此都十分高兴，可说是一见如故。在互诉衷情之后，他问及国内左翼文艺运动的情况，我把当时左联对外的斗争和内部的涣散都告诉了他，他表示出很大的关心。从此，我同魏猛克常常去他家里，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意见。当时，我们东京留日学生的工作，主要是通过文艺活动和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以及各种读书会等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思想，孤立国民党派遣的亲日派学生。留日学生中的多数都渴望听到郭沫若同志的讲演，但日本警视厅对他防范甚严。沫若同志给我们出了个主意：打出邀请名人讲演的招牌，组织一次请日本名作家藤森成吉向中国留日学生作讲演，由他公开出面致欢迎词，然后再次集会，就由他讲演，使警视厅猝不及防。我们照此办理，果然一举成功。留日学生们听了沫若同志的讲演之后，爱国热情大为高涨，许多人逐渐接近和参加左翼文化活动，从而团结了大多数留日学生在我们周围。在此以后，各大学的留日学生会的领导权，就逐步掌握在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学生手里。最后，在选举留日学生总会的领导机构时，终于把长期被国民党把持的领导权夺了过来。就这样，大大推动了我们在留日学生中的工作向前发展。
在文艺战线上两个口号的争论中，郭沫若同志显示出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真知灼见。起先，我们忙于做东京左翼文化活动的日常工作，对国内这场争论并没有引起注意。当原左联领导同志带信给我们，说关于“国防文学”口号的论战是当前国内文学界一场重大的斗争时，我们才开始重视。我和魏猛克同志为此专程去告诉郭沫若同志。他听了之后，马上要我们召开一次座谈会，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会后，他亲自将座谈记录加以删节，编为特辑，在我们的机关刊物《质文》上发表。同时，在那炎热的天气里，他连夜写了一篇题为《国防·污池·炼狱》的文章，批驳了那些认为“国防文学”缺乏革命性和纯洁性的错误意见，明确表明了他自己在论战中的立场和观点。不久，当他知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鲁迅先生提出来的时候，他又连夜写了一篇题为《菟苗的检阅》的文章，还风趣地注明“赤膊大战一夜造成”，其中含意是说鲁迅先生是左翼文坛的统帅，两个口号争论的双方，都是原来在他领导下的战士。两军对战，犹如鲁迅先生对自己的部队进行一次实战演习的检阅一样。沫若同志的这一观点，不但说明论战的性质是属于内部的争论，而且说明鲁迅先生并不是站在哪一方面来反对另一方面的。事实正是如此，虽然鲁迅先生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可是他并没有反对过“国防文学”口号。有些人认为鲁迅先生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就是反对“国防文学”口号，这实在是一大误解。沫若同志在当时双方争论非常激烈，而又没有读到鲁迅先生前此有关论战的一些谈话和文章的情况下，能作出这样正确的理解和论断，实在是极为难得的真知灼见，对此，我从内心感到钦佩。
沫若同志本来是我们的前辈，同志们都把他当作老师看待。但他在参加左翼的各种活动中，却把大家当成朋友，同我们打成一片，对我们关怀备至。我们在留日学生中搞戏剧活动，他不但来看演出，并常在演出前后到排练场和后台来指教。他关心同志们的写作，有的寄稿子给他，请他指教，他总是认真帮助，提出修改的意见。他还满腔热情地扶持东京左翼文艺刊物的出版，常常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为刊物写文章。我们的《质文》就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
沫若同志既是我们的良师，又是我们的益友，他深深受到东京左联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沫若同志和我则在接触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春，我离开日本回国。沫若同志是在“七·七”事变后悄然离开家室冒险回国的。我们在上海又见面了。同年8月，我动身去延安，直到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候，我们才又在北京重见。建国以后，我们彼此在两地工作，平时少有来往，但沫若同志高尚的革命品德，刻苦的钻研精神，忠厚长者的风度，关怀青年一代成长的热情，始终萦回在我的脑际，成为我学习的榜样。沫若同志，我要永远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