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点民国史

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了两种反革命“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它的文化“围剿”和军事“围剿”相伴随，相配合，其实施情况和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的起伏相一致，经历了开始镇压和严酷镇压两个时期。
自1927年秋到1930年秋是第一时期。这个时期国民党忙于新旧军阀混战和内部各派系间的权力之争，开始对北伐战争中就已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化进行封禁镇压，但是还不能全力顾及。此时，他们制订了种种统制革命文化的“办法”、“规程”、“条例”来抑止革命思潮。如1927年议定的《学校施行办法草案》，1928年公布的《各级学校规程》，1929年施行的《宣传品审查条例》，都要求以阉割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精神的国民党“党义”作为准则，如果违背就要受到严酷的处罚。创造社、艺术剧社、大陆大学、晓庄师范等文艺社团和学校，都因这种“罪名”被查封。
国民党的压迫没有能阻止革命文化的传播。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革命低潮时期，革命文化运动却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中发展起来。1929年秋，中共中央为统一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从1930年开始，文化领域中的各种左翼联合组织，如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美术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等在上海相继成立。这年冬天以后，北平、天津、保定、太原、青岛、济南、广州、南京等地以及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都出现了一些左翼文化联合组织。
“左联”等组织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惊恐。1930年秋，国民党结束了新军阀的混战，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白区正式发动了文化“围剿”。从此，文化“围剿”进入了第二时期。第二时期又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时间长、范围广，其办法也更严酷。
1930年9月，国民党当局密令取缔“左联”等组织，通缉鲁迅等革命文化工作者①；10月，在南京枪杀“剧联”盟员宗晖，这是发动文化“围剿”的信号。12月，随着军事“围剿”的开始，文化“围剿”全面展开。25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出版法》，对书刊及其他出版物作了许多限制；倘若违反此法，书刊遭扣禁，发行人受罚款、判刑等处分。据不完全统计，《出版法》公布后，1931年因“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等缘由而被查禁的社会科学书籍，有一百多种②。
1931年1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它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行为说成“危害民国”，“危害民国”即以“叛国”论罪。其中因“叛国”之“罪”可叛死刑的条文有八款之多。如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叛国之宣传者”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随着《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出笼，国民党肆无忌惮地屠杀革命作家。1931年2月7日，“左联”五位盟员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和冯铿，就被上海警备司令部杀害。鲁迅也因此案牵连离寓避难。此后不久，国民党又在上海大批查封书店，当时因出版或销售进步书刊被封的有“现代”、“北新”、“群众”、“江南”、“乐群”等数家。
国民党“围剿”革命文化运动既用高压政策，又耍欺骗手段。他们为抵制革命文艺理论，嗾使一批御用文人鼓吹“为人类的艺术”、“三民主义的文学”等等来迷惑群众；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由托派分子来对中国社会作曲解，以混淆视听。蒋介石本人也捧出法西斯主义作为他推行个人独裁和巩固反动统治的武器。
如同国民党三次军事“围剿”遭到可耻失败一样，经历了一年左右的文化“围剿”也同样没能摧毁方兴未艾的革命文化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掀起了要求抗日的高潮，国民党阵营中某些派系集团也表现出抗日倾向，国民党政府暂时被迫中断了“围剿”。在这种形势下，革命文化工作者也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宣传中来，革命文化活动反而空前活跃起来。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其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革命人民的反动政策。在1932年5月以屈辱的条件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之后，国民党又暂时稳定了局面，6月间即对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蒋介石遭到三次军事失败后，决定要“硬干、实干、快干”，“下有‘匪’无我，有我无‘匪’的决心”③。与此相适应，在第二阶段的文化“围剿”中，采用了更毒辣的手段。
他们在文化领域中设立了新的关卡，如1932年11月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1933年1月通过《新闻检查法》及检查标准，3月成立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这时不仅宣传共产主义被认为“反动”，而且要求抗日救国也被视作“危害民国”了。
从此，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地摧残文化工作者，加强了特务活动，改逮捕为绑架，以暗杀代判刑，并且扩大了打击面。1933年5月绑架了作家丁玲和潘梓年，诗人应修人因反抗绑架与特务搏斗，坠楼而死。同月，作家洪灵菲在北平被捕，翌年夏在南京遇害。1933年6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于上海“法租界”中央研究院门前。在他们准备行刺的黑名单中，还包括宋庆龄、蔡元培、鲁迅以及社会上层许多开明人士。上海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后来也遭到了毒手。他是自由资产阶级代言人，仅仅因为发表了一些反对不抵抗政策的言论，1934年11月被特务在沪杭道上刺杀。
1933年10月，随着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发动，国民党对文化“围剿”更加紧了。10月6日，蒋介石在南昌电嘱南京行政院加紧压迫全国普罗文学与左翼作家④。11月6日起，国民党上海当局举行“剿匪”运动宣传周。12日，国民党法西斯组织在上海实行大检举；同日及13日，所谓“影界铲共同志会”的暴徒先后将艺华影片公司捣毁，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门市部大玻璃窗砸碎，并向各影院发出警告信，不准上映田汉等编导的影片。14日，捣毁承印美国人伊罗生编辑的《中国论坛》之勒佛尔印刷所。30日捣毁神州国光社总发行所。
查禁书刊的办法也逐步升级。最初只是偷偷摸摸地暗扣，后来发展为明禁。1934年2月，竟由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编定目录，电令上海当局派员至各书店挨户查禁149种文艺书籍，而且还在报纸上发布消息。鲁迅1924年以后的译作，除《两地书》与《北平笺谱》之外全被禁止⑤。查禁已出版书刊尚不足，5月25日起又在上海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文艺及社会科学图书杂志未出版的原稿。这个“图审会”对于作者文稿有生杀予夺之权，或者未曾付梓即被扼杀，或者将原稿删割得面目全非。
文化“围剿”的第二阶段也象第一阶段一样，仍然使用两手，一手是暴力的绞杀，一手是玩弄些欺骗的花样，如提倡“新生活运动”、宣传“尊孔读经”、实行中学毕业会考等等。帮凶和帮闲的文人们也一齐参加反对革命文化的大合唱，如胡秋原之流鼓吹“第三种人文艺”，买办文人胡适兜售“社会重心论”，等等。另外，一些文化特务则办起专事造谣污蔑的刊物，如《微言》、《人言》、《十日谈》、《社会新闻》等，都以攻击革命文化运动为能事。国民党反动派玩弄欺骗花样是为了麻醉人民群众，抵制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进步文化的传播。
但是，它们的“文”“武”两手都没有达到目的。随着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文化革命深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为主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军，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英勇奋战，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谬论，创作了丰富多采的作品，传播了革命的真理，提高了群众的觉悟。1935年，随着华北危机的出现，“一二·九”运动象火山爆发一样，喷射出抗日救亡的火焰，到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宣告了国民党两种“围剿”的彻底失败。
（包子衍）
〔注〕①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公函15889号，原件现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号：国民党国民政府档案〔一〕1785）。
②据《国民党反动派查禁六百七十六种社会科学书刊目录》，载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205—254页。
③1933年1月30日蒋介石在南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训话，转引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大事记》第19辑第19页。
④《中国论坛》第3卷第1期（1933年11月7日出版）。
⑤　见1934年3月18日致增田涉信，载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3卷第5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