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的创作道路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周立波的创作道路
宋遂良
从左翼作家联盟到第四次文代会，五十年间，周立波同志的文学生涯是同我们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息息相关的。三十年代，他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文章，并翻译和介绍中外进步作家的作品，在以鲁迅为主将的文化新军中，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廓清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道路而战斗；四十年代，他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鼓舞下，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土改运动，写出了民主革命中人民翻身解放，推翻了几千年封建压迫的《暴风骤雨》；五十年代，他又以描写工业恢复的《铁水奔流》和歌颂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山乡巨变》，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六十年代，在我们的文学事业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左倾思潮的干扰摧残时，周立波清醒地进行过抵制，他和它一起受难。十年动乱的风雨过后，正当他以顽强的意志、深邃的思想和成熟的艺术向他的创作顶峰攀登时，病魔夺去了他。
周立波是我们党培养的第一代作家，他始终站在革命斗争和文学创作的第一线。当我们今天回顾他一生的战斗业绩时，突出地感到他的整个文学活动（理论的和创作的）都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坚定性和艺术上的科学性。他似乎比他同时代的一般人更重视艺术的规律，更早地认识到必须展开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研究他的成就和经验，继承他们那一代作家的宝贵传统，对于我们发展新时期的文学事业，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周立波是一名革命战士，同时是一位作家。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听将令”，守纪律，自觉地以文学为武器，献身于革命事业。他坐过监狱，上过前线，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无论是做记者，任翻译，干编辑，当秘书，作教员，还是写小说，都听从革命的需要。他的三部长篇小说，也都是他投身于那个时代火热斗争的历史结晶。他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就面对着拿枪的敌人的追捕和不拿枪的敌人的攻击，在白色恐怖的重围中，他比从文艺教科书中更深刻地懂得了文艺的政治意义，懂得了“听将令”的重要性。可以说“为革命而写”和“写革命”这个方向，他从一开始从事文学活动起就是非常明确，毫不含糊的。
周立波一生，多次讲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他的教育和召唤作用，直到他的晚年，仍以能参加这次座谈会为荣。他有时是联系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来谈的；有时是从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这方面来谈的，他所阐述的，正是《讲话》的根本和精髓。他回忆说，“讲话”以前，他同老乡住一个山坡上，“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讲话”以后，他就主动要求随三五九旅南下，以后又参加东北土改工作团，下石景山钢铁厂，带着全家回湖南农村落户……他因为参加中苏合拍《解放了的中国》的文献片而未能去朝鲜前线而深觉遗憾。深入斗争实际使他开掘了创作源泉，使他的艺术才华放射出光辉。1956年，他在《致湖南青年文学创作会议的贺信》中，勉励青年作者搞创作“首先是‘经’字。‘经’指经历，就是经历一些生活和斗争。没有经历，任何有才能、有修养的人都将没有办法动笔”。1961年，他在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又谈到合理安排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周立波关于作家深入生活的论述和实践，正确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反映论的原则。今天看来仍然是生气勃勃、切实可行的。
为革命而写作，听从党的召唤，长期地深入生活，这就是周立波和他们那一代作家的共同点，是我们新文学的宝贵传统。这些经验和传统并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
在文学领域内，周立波从写诗歌、散文到评论，从写报告文学到长、短篇小说，从翻译、讲授外国文学到研究中国古典名著，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功底厚实，视野开阔，素养深蕴，懂得文艺规律，能比较全面地理解政治和艺术的辩证关系。
在挽救民族危亡和进行阶级拚搏的紧张斗争年代，周立波是一个英勇的文艺战士，他为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反击托派和“第三种人”，为批判汉奸卖国文艺而写过许多生气勃勃的评论文章，表现了他的勇敢进击精神。1939年到达延安以后，在局势和环境都比较安定的情况下，周立波就用全副精力为鲁艺学生讲授“名著选读”，为提高当时还处于比较幼稚阶段的革命文学的艺术水平而呕心沥血。建国初期，他热情饱满，风尘仆仆地投身到各种政治活动中去。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他又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民族艺术风格的探索。他希望在表现农民的美学观和描绘浓郁的乡土色彩的基础上，吸取古典文学简练生动和外国文学细致严密的长处，为文学形式的民族化和现代化而辛勤探索，形成了他自己所特有的一种秀朴、精致、明丽、含蓄的艺术风格。这在他的《山乡巨变》和此后写成的《山那面人家》等20多篇短篇小说中，得到了比较完满的体现，但他并不满足，他还在不断探索，孜孜以求。
当我们的文艺在五六十年代之交越来越违反艺术规律，受到种种“禁区”和行政手段的限制、干涉的时候，周立波清醒地表示过忧虑，勇敢地进行过抵制。他在《山乡巨变》中描写了一个群众威望极高的党支部书记李月辉。合作化高潮时，李月辉因为“坚决收缩了一个社”而犯了右倾错误，受了处分。但这个人物却不象当时一般文学作品中描写过的犯了右倾错误的干部那样，有着忏悔、灰颓的精神状态，或内心不满的阴暗心理。他一如既往地忠心耿耿、理直气壮地工作。1962年，周立波在他主编的《1959—1961散文特写选》序言中，极力赞扬赵树理“朴实无华，言无虚假”的风格，并且认为象赵树理笔下的实干家潘永福“也是我们需要的真正英雄”。针对“左”的文艺思想对创作题材的种种限制，和对文艺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急功近利的狭隘理解，周立波指出：“所谓文学的战斗意义，历来就包含着给人以教育和影响，知识和欣赏，陶冶和娱乐各个方面的内容。这里我恰恰感到在我们的短篇创作中，给人以赏心悦目和高尚娱乐的小巧轻松的作品太少。为什么我们不能出现文学上的齐白石？不能借鉴于古代的传奇、话本和《聊斋》上四百三十一篇作品中对种种鬼狐的不同写法？”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一定要写，不写就不是现实主义的。”他还主张“写一点反官僚主义的作品”。可以想见，在当时要发表这样切中时弊、抵制“左”倾思潮的见解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由于这类“越轨”的言论和不合时宜的主张，周立波被视为“右倾”，被当作宣扬“中间人物”论而受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就更为此而吃尽了种种苦头。
但同样奇怪的是，现在又有些人把周立波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拥护《讲话》精神的一些主张看成是“正统派”的言论。
正是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中，使我们看到了周立波的全面和正确。当他从革命的全局着眼，把文艺工作当作党的事业的一个部分的时候（尽管这种看法也体现着一定时期内的历史局限性），他坚定地维护文学的党性原则，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纯洁性，坚持文学反映重大题材、塑造英雄人物等革命现实主义原则；当他把文艺作为人民的一种生活需要，当他涉及具体的创作问题时，他总是强调文艺多方面的作用，尊重它的特殊性，坚持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的原则。
坚强的党性和深厚的艺术素养使周立波既看到文艺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性；又懂得领导忽视艺术规律给文艺事业带来的危害性。他坚决维护党对文艺的领导，强调革命文艺“不但要表现生活本来的样子，而且要表现生活将要成为的样子和按照生活应该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改造人的灵魂的境界”，从而避免了右的错误；他同时又非常重视创作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尊重艺术规律，努力提高艺术水平，从而又防止了“左”的偏差。由于没有了片面性，更显出了他的坚定性。他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力求实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周立波一生勤奋好学，在艺术上不断追求。他曾经希望我们的作家“达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文化水准”。他自己在这方面就是一个范例。他早年曾热心于学习西方和俄国的文学，后来又下功夫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对《红楼梦》、《三国演义》、《聊斋》、《西游记》等尤其下过功夫。他的外文底子很厚，翻译过普希金、肖洛霍夫的作品。他是南方人，但在《暴风骤雨》里却运用了那么多丰富生动的东北方言，可见他学习群众语言的努力。他认为“文章得失不由天”，要靠自己长期的积累锤炼。周立波谦虚质朴，待人平易，无官欲权欲的庸俗气味，有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他经常真诚地解剖自己，对自己的作品严格要求。他说《暴风骤雨》有“三不够”；对《铁水奔流》更不满意，他总希望以高质量的精神食粮献给人民。他的这些高尚的品德，山高水长，是我们作家队伍建设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
深入生活，投身斗争，开掘艺术的“源泉”；勤奋学习，加强素养，继承艺术的“渊流”。开源“接”流，这就是作家周立波取得成就的两个重要途径。他首先是革命战士，而后才是人民作家，这就是周立波五十年创作道路所提供给我们的根本之点，对于今天的青年作者，是很值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