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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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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2-11-29
第5版()
专栏:学点民国史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帝国主义强驻在我国东北的所谓关东军,按照预定的阴谋,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炸毁,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军队。日军当即向沈阳进攻,6小时后,将沈阳全城占领。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计划由来已久,上世纪末即先后侵占了我宝岛台湾,攫取了我南满的种种权利。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其侵略野心越来越大。1927年,日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制定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国策。日本政府根据它的战略,积极地进行侵占我国东北的策划和准备。1928年北洋政府覆灭,日本政府公然威胁、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妄图首先实现“征服满蒙”的计划,但遭到失败。此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激化,日本统治者为缓和国内矛盾,加速了侵略中国的步骤。
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内政状况都对日本入侵有利。欧美帝国主义正陷在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之中,自救不遑,无暇东顾。中国内战不息,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受蒋介石诱惑,率东北军7万余人入关助蒋,使东北防务空虚,给日军行动造成了机会。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继续坚持反共立场,调动数十万军队连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国民党内部斗争亦十分激烈,1931年5月,汪精卫等在广州另立中央,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峙的局面。国民党统治集团把精力都用到内战和内争中去了,根本不顾外患。日本关东军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认定1931年是使用武力进攻东北的极好时机,坚决反对日军参谋本部的“一年以后行动”计划。在石原、板垣等人策划下,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因此,日军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武装侵占东北的借口。7月,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日军利用侨居在长春附近万宝山的朝鲜人与当地农民因租地挖渠引起的冲突,以保护朝鲜人为由,开枪镇压中国农民,打伤多人。日本事后反而颠倒事实,在朝鲜大肆宣传华人排斥朝鲜人,在朝鲜煽起了一场骇人的暴力排华事件。日本并以此向中国提出严重交涉。8月,日军利用“中村事件”,把武力侵华的战争狂热推向高峰。原来,日本现役军人中村震太郎大尉冒充农业专家到禁止外人游历的大兴安岭地区侦探,被我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抓获。因其间谍证据确凿,当时满怀民族义愤的官兵于盛怒之下将他处死。事件发生后,东北边防公署三次派员调查。9月初,中国政府承认了这一事实,表示可用外交途径解决,并委曲求全,将关玉衡逮捕,拟对关进行军事审判。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甘休,他们认为利用“中村事件”正是向东北出兵的“天赐良机”,公开宣称要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侵略气焰甚嚣尘上。当东北危亡在即之时,蒋介石政府却认为日本为亚洲文明国家,绝不会有违反国际公约之行为,日方之宣传或系一恐吓手段。蒋介石不仅没有对日军入侵有所防备,反而一再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由于中国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所以日关东军司令部敢于命令仅一万余人的关东军向驻有近20万中国军队的东北全境发动进攻。
9月18日夜,日军以其制造的“柳条湖事件”为借口,大举进攻沈阳。东北军忍辱执行不抵抗的命令。驻北大营王以哲旅数逾万人,装备齐整,素有东北军模范旅之称,却被日军铁路守备队第二大队500人一举将营地攻占,王旅仓惶溃退。日军第二十九联队一夜间攻占沈阳市,所有中国警察、宪兵都被缴械。东北当局及辽宁省设于沈阳的党、政、军、财、教育等机关,兵工厂,飞机场,银行等全被侵占。辽宁省长臧式毅被俘,东北边防军代理司令、参谋长荣臻等微服逃走。日军攻占沈阳后,大肆抢掠公私财物。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18亿元以上,损失飞机262架,各种炮3,091门,机枪5,864挺,步枪、手枪11万余支。日军在攻占沈阳的当天,还攻占了安奉、南满两铁路沿线的长春、营口、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抚顺等20余座城市,略地千余里。日军又继续扩大占领区,仅一星期,就侵占了辽、吉两省。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国际联盟召开第十二届大会。中国政府不积极动员人民和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军,却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国联。9月19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电饬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控告日军侵略中国东北领土,请主持公道。施肇基在诉说日军入侵,中国军队毫无抵抗的情景时,声泪俱下,并声明:中国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条件。但列强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对日本采取强硬制裁,反而偏护日本。所作决议,不区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要求双方撤兵,避免事态扩大。虽然要求日军从占领区撤退,却赋予日军自由“剿匪权”这一有利于扩大侵略的条件。对国联这些颠倒是非、侮辱中国的决议,一向逆来顺受的国民党政府竟也完全接受。这样,日本有恃无恐,侵略气焰更加嚣张。12月下旬,日军以“剿匪”为名,大举进犯锦州,中国军队弃守,日军攫取了辽西地区,直逼山海关。1932年1月,日军进攻哈尔滨特区,2月5日将哈尔滨攻占。自9月18日开始,仅4个月零18天,东北四省全部沦陷,日军随后即在中国领土上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东北人民广泛地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间打击侵略者。人民自发抵制日货,要求对日经济绝交。一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国民党军中的爱国官兵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反共,立即抗日。全国各地翻腾着抗日救亡的怒涛。但国民党政府继续奉行不抵抗主义的政策,对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力加镇压,使日军占领东北后把侵略的战火又烧向中国内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任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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