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好战士，建设的好参谋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革命的好战士，建设的好参谋
王炳南
12月2日是中国人民尊敬的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同志八十五岁寿辰。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艾黎同志来华已经五十五年。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孜孜不倦地工作，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我从1938年同他认识起，四十四年的接触中深为他的高尚品质和坚强意志所感动。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过：“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我深深地感到艾黎同志正是这样一位终身闪耀着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光辉的老革命战士。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艾黎同志身经中国的各个重大历史时期，始终同我们党站在一起，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1927年来中国时，正值蒋介石叛变革命，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国家经济凋敝，遍地灾荒。艾黎同志当时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作。他对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抱着极大的同情。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把他住所的楼上提供给党作秘密电台的据点。地下党同志遇到危险，也总是去他家里避难，得到他的保护和帮助。当国民党政府围剿苏区时，艾黎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把红军急需的医药、电讯器材通过各种秘密途径，一批批转运到苏区，从而为支援红军反围剿的斗争作出了贡献。这期间，他还利用假期，参加救灾工作。他亲眼看到灾区老百姓家破人亡，背井离乡；儿童失掉父母，无依无靠，挣扎在死亡的边缘。艾黎同志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把两个落难孤儿领来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还收养了我党干部的4个孩子和邓中夏烈士的侄子。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这些养子抚育成人，帮助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现在他们都在各条战线上担负了重要工作。艾黎同志为革命抚育后代的崇高行为普遍受到人们的称赞和钦佩！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在武汉第一次遇到艾黎同志，当时他为革命的献身精神和事迹已在同志们中间广为流传，他几乎变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为筹组工合运动从上海来到武汉活动，周恩来、博古等同志经常参加讨论建立工合的事，他们二人不能分身时，则指定我同艾黎同志等一起研究。我发现艾黎、斯诺、尼姆·威尔斯和史沫特莱以及同情我党的一些外国朋友真心真意热爱中国，愿意帮助中国。他们处处为中国设想，把一颗纯洁的心完全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特别是艾黎同志，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有远见的人。他当时完全理解并支持毛主席长期抗战的主张，而为了能坚持长期抗战，他认为建立工业合作社是个好办法，因为这种小型合作社可以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随时转移，而且能解决一部分难民就业和支援游击队缺乏的武器，培养技术工人，扩大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这些主张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在党的支持下，在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地区都建立了工合组织，在西北、西南、东南等后方地区也普遍建立了工合的办事机构。很快工合二字在国际上就成了支援中国抗战的响亮口号，工合运动得到了许多外国援华组织和爱国侨胞的经济捐助。
抗战后期，艾黎同志选择了甘肃省一个交通不便、最偏僻、最穷、最苦的山丹县，建立起为工合培训干部的培黎工艺学校。艾黎同志按照他学习与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思想，克服重重困难，把学校一直办到山丹解放，完整地移交给人民政府。他不仅培养学生掌握文化和技术知识，而且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和献身精神。今天他已是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在各个岗位、特别是在石油战线上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
中国人民的解放使艾黎多年的梦想变成现实。他开始把精力转向写作，通过写旅行见闻和诗文，把中国的真相和新中国的进步介绍给世人。三十多年中他写出了34部有关中国的书和诗集，流传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欧美的许多国家。艾黎同志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兴趣极其广泛。他对中国历史很有研究，爱好中国古文物，对古陶瓷尤其在行，曾写过有关中国陶瓷发展的书。国外朋友普遍承认他是中国问题的权威，甚至有人说艾黎是中国问题的“百科全书”。他的朋友和读者遍天下。
十年动乱期间，艾黎同志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他为中国各方面工作遭到破坏、停顿和许多老朋友无辜受迫害感到痛心。他看出了问题，但作为一个外国人，只有保持沉默。艾黎同志是一个爱憎十分分明的人。作为一个作家，他在文革期间没有写过一篇颂扬“四人帮”的文章。外国人要他写“批邓”文章，他断然予以拒绝，当他从广播中得知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工作，立即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表达对邓小平同志的祝贺和他自己的欣慰心情。
艾黎同志今年已经八十五岁了，但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热情和关怀丝毫不减当年。粉碎“四人帮”以来，他看到政治和经济形势一天天好转，更增加了信心和劲头。他至今照例每年要到全国各地旅行，参观考察各地工、农业建设、人民生活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近六、七年中他就跑遍了中国的17个省份的70多个县市。每次发生水、旱、地震等天灾，他都不顾个人安危，不听别人劝阻，要求立即去灾区采访，慰问灾民，了解第一手材料，以便撰文报道群众抗灾、救灾的英雄事迹。去年陕西发生特大洪水，他十分焦虑，不等交通完全恢复，就亲赴秦岭黄牛铺一带探望灾民。大家都知道，艾黎同志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他每年工作都有计划，就连去海边度假也是带着打字机去的。他平时十分关心他人健康，却从不怜惜和爱护自己的身体。去外地的几次访问中都发生过危险病情，经过及时救护，送回北京。朋友们常常为他担心，但他总是不肯休息，不愿进医院。医生提醒他注意，他就说：“我自己感到还行。正因为年纪大了，更应该多做些事情。”艾黎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以工作为生命，一生闲不住的人。
艾黎同志近年来坚持旅行和写作，一方面是为增进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一方面则是要把他所见到的问题写成意见和建议书，供我们改进工作参考。1977年他参观大兴安岭地区回来，就给友协写信，指出“在黑龙江，光山秃岭正成为压倒优势……，凡是交通线所到达之处，森林都已绝迹”，“结果是松花江水变浑了，在作物生长的早期，雨下得少了。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势必会发生无可弥补的生态性灾难”。他还提出，不能认为林场的任务只是提供木材，要对林区进行合理安排，保护生态。要防止农民伐木为薪，必须在农村发展沼气、太阳能等新能源。可惜这些具有远见的重要建议，当时并没有引起有关当局的重视。近两年数条大河的上游发生大水，陕西的洪水还造成了泥石流，这些都是水土没有保持好的恶果，也证实了艾黎同志的预见。今春以来，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展开植树造林运动，又颁布了保护林木的森林法，艾黎同志很高兴。但最近他从报上看到有的地方仍在乱砍滥伐森林，便气愤地说：“如果光种树而不采取严厉的措施，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他指出这个工作一定要坚持下去，要大力教育后代注意保持生态平衡，懂得一棵树的价值。
艾黎同志不但关心我国的四化建设，也十分关心我国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他担心现在的青年受资本主义思想侵蚀，忘了我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只向往舒适的大城市生活。他最不喜欢青年人穿着奇装异服到处闲逛，整天游手好闲。去年他专门去到韦拔群烈士的故乡广西东兰县，搜集韦拔群的英雄事迹，写出了《韦拔群》一书和其他文章。他建议中国青年不仅学雷锋，也要学习韦拔群这样舍己为人的人，要有血有肉地写出这些人的生活，告诉青年这些人在年轻时也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这样会大有教益。艾黎同志特别关心当前待业青年问题，建议把待业青年纳入生产范围，组织劳动大军，办抗战时期那种工业合作社，帮助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艾黎同志在教育青年方面以身作则，为他们树立好榜样。他对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要求很严格，多少年来从没有争过个人待遇，没有向接待他的单位提过份外要求。和他熟识的年轻人想去新西兰留学，要求他帮忙找门路，本来这在他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他严辞拒绝，认为这是走后门，他不能这样做。他这种坚持原则、严于律己的作风，使接触到他的人非常敬佩。
艾黎同志生在新西兰，但五十五年来同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使他把中国当成第二故乡，时时想的是如何帮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如何改变中国内地的落后面貌。他已向山丹人民捐赠了3，000多件他长期保存的中国珍贵历史文物，这些文物都是他五十多年来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他把这些无价之宝送给山丹，就是为帮助山丹丰富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他还倡议在山丹建一个图书馆，一方面纪念原培黎学校的已故英国校长何克，一方面给山丹人民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这是多么可贵的用心！正因为艾黎热爱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也热爱他。今年夏天艾黎同志重返甘肃参加培黎学校四十周年校庆，他在兰州、山丹等地所受到的自发的热烈欢迎就是最好的见证。在山丹，老百姓扶老携幼赶到街头等着和艾老见上一面，校友们从全国各地汇集山丹，向老校长致敬，有的还带着孙儿来给艾爷爷看看，那种亲人般的情谊早已超出了对贵客的欢迎，使每个在场的人都深深为之感动，有人甚至激动得流下热泪。
在庆贺艾黎同志八十五岁寿辰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的长期的、巨大的和多方面的贡献。邓小平同志在庆祝他八十寿辰时曾说过：“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但是象艾黎同志这样五十年如一日，不管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在我们创业的时期，或者在我们革命胜利以后的日子里，始终如一地、一贯地为我们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大量的努力，这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这些话代表了中国人民对艾黎同志的崇高评价。在我国进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重要时刻，我们更需要艾黎同志和一切爱护中国的国际朋友支持我们的工作。艾黎同志在这方面过去是我们的好战友，今天是我们的好参谋。我衷心地祝愿他老当益壮，健康长寿，和我们一道参加建设现代化的中国的新长征，胜利地迎接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