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火在燃烧——记土壤学家侯光炯教授投身于经济建设的实践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生命之火在燃烧
——记土壤学家侯光炯教授投身于经济建设的实践
本报记者　林平兰
在四川，有一位老教授正在为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奔忙，用他的智慧和才能为广大农民造福。六年前，这位老人被诊断患了胃癌，需要动手术。他惟恐因此失去研究土壤的工作能力，没有同意。他就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土壤学家、西南农学院教授侯光炯。
从青年时代起，侯光炯就献身于土壤学。三十年代，他出席了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土壤学会议，他的论文《水稻土的层次形态与生产力的关系》，引起各国土壤学家的注目，当即被邀请到苏联、美国、瑞典、德国等十几个国家，进行了18个月的考察访问。他立志要建立我国自己的土壤学。但是回国后，受到歧视，研究工作一筹莫展。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志愿才得以实现。
　1975年，他提出了“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的观点。这个观点用通俗的话来说，即认为土壤肥力，是土壤能够对植物不断调节和供应水、热、气、肥的能力。他这个观点在国内外土壤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从那以后，他曾带领他的学生们，在川南、川北、川西等不同地区搞多点试验。
四川宜宾地区有个相岭镇，土地多是冷浸烂泥田，地面水排泄慢，地下水不断渗透。整个相岭区4万亩冬水田中，这类低产田占了70—80％，历年的粮食单产只有五六百斤。
1979年，侯光炯应宜宾地委邀请，指导全区土壤普查与土壤规划工作。他来到相岭，仔细观察了地形、地貌，剖析了各类土层，认为相岭地质和生态复杂，天、地、人、物组合的差异显著，特别是这种多层次的土壤结构，在四川大面积的丘陵地区很有代表性。侯老决定将自己的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观点与相岭的农业生产实践结合起来研究，希望能提高这里的生产水平。他的计划得到四川省委和宜宾地委的支持，给他拨了人员和经费。1980年春，建立起相岭农业综合研究基点。侯光炯明确提出：以高产为目标，在实现高产过程中探讨天、地、人、物的综合措施，以检验和发展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
他在群众中访贤问能，先后吸收了农业科学工作者莫先武的水稻半旱式耕作栽培法、农民罗仲伯的湿润秧田操作技术、农业技术员鲁宗仁的水厢小麦耕作法，用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的理论，将三者综合提高，形成一套水田半旱式耕作制。这种耕作制，对这里几千年来沿用的淹水栽稻的习惯来说，是一个重大改革。经过两年试验，它比常规栽培法，增产10％到20％。侯老说：“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是个灵魂，高产是肉体，只有灵魂附在肉体上才能有生命力。”通过高产栽培技术，运用土壤学，深化土壤学，这不能不说是侯光炯学术思想的又一发展。
去年秋收以后，基点所在的相岭区委会院内可热闹了，社员们敲锣打鼓来向区委会、向侯教授送喜报。八十六岁的老贫农陈炳兴领着孙子，在儿子陈世友的搀扶下走了十几里路赶来，他颤抖的双手紧紧与侯教授的双手握在一起，两位老人都激动得涌出泪花……陈世友在回忆这个情景时对记者说：“父亲从小饿怕了；去年，信了侯教授的‘半旱式耕作制’，收了2，894斤黄谷，超过包产指标800多斤，你说我父亲能不感激侯教授吗？那些日子，他快活得每天清早头一桩事就是看仓里装满的谷子！”
侯光炯也有自己的家，子女都有意接他去安度晚年，但他不愿去。他在城里也有较好的住宅，在大学和科学院分院都担负着职务。西南农学院的领导同志曾亲自来相岭接他回校，但他除了讲学和开会才回城里，其余时间一刻也不愿离开农村，不愿中断他从事五十多年的农业土壤研究。
翻开六年前侯光炯在患癌症时写的一篇日记，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是一个转折点，这一转折点可能是我连续几十年深究农业土壤学的结束，也可能是我和广大群众团结一致，真正为社会主义农业服务的新生命的开始。无论是怎样，我总是愉快的，满意的，因为我在过去历史中，已把农业土壤学的种子，深深地播入不少青少年的心中，随便我是死是活，这点种子是暴风雨所消灭不了的。我的同志们一定会把我粗粗草创的生物热力学观点，通过新的生产技术措施，为广大农民群众造福。”转眼六年过去了，侯光炯还健在，他没有被病魔征服，他的生命之火在熊熊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