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李健吾同志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悼念李健吾同志
戈宝权
万万想不到，李健吾同志，会这样突然离开我们（11月24日下午）而去！
我和健吾同志是多年的老朋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先后工作时，我们是多年的老同事，在机关宿舍里我们又是多年的老邻居。
记得11月初我从福州、厦门经杭州和上海回来，健吾同志也在11月13日从西安和成都回到北京，我当天就去看了他。23日上午，外国文学研究所召开所务会议扩大会议，传达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会议的文件和精神。我们几个老人，罗念生、李健吾、卞之琳都一齐到所里去。健吾同志虽然已经七十六岁高龄，近日又患了感冒，走路时显得有些老态龙钟，但谁能料想到，他在第二天下午竟会突然病故呢。
早在三十年代，我就很熟悉健吾同志的名字和他常用的刘西渭的笔名，而且知道他早年曾经演过戏，组织过剧社，从那时起他就以戏剧家闻名。健吾同志从1926年起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过四年法语，1931年到法国去留学，专门研究法国作家福楼拜。1935年他应郑振铎的邀请到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任教，从那时起我知道更多的，却是作为法国文学研究家和翻译家的李健吾了。记得1936年我还在国外时，陈西禾兄曾把健吾同志著的《福楼拜评传》寄了一本给我，我当即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这本书。后来我又读了他翻译的不少福楼拜的作品，如《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圣·安东的诱惑》和《三故事》等书，为他在福楼拜研究与翻译方面的造诣之深所感动。他也曾把他的译著签名送给我，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我和健吾同志初次见面，那是1946年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回到上海的事，当时他正和郑振铎共同编辑《文艺复兴》。记得他当时住在西摩路（现陕西北路）的华光大楼，我曾去看过他几次。前不久，他为《新文学史料》撰写《关于〈文艺复兴〉》一文时，他曾问起我怎样为《文艺复兴》写稿的。我把他和郑振铎当年向我约稿的几封信拿给他看，如他在信中说：“文章希望早日改下，以便能早日发排，盼能帮助”，他这才恍然大悟。在当时要编辑出版这样一本大型的文艺刊物，确不容易，因此朋友们都极力支持他们。现在我们翻阅当年的《文艺复兴》，看到封面上选用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据健吾同志告诉我：第一卷选用了意大利艺术大师米开朗琪罗的《黎明》，表示人民胜利了，觉醒了，事业更有前途了。第二卷选用了同一画家的《愤怒》，表示在国民党统治下人民怨声载道，愤怒之声上达天庭。第三卷选用了西班牙名画家戈雅的《真理睡眠，妖异出世》，表示国民党统治地区还一片黑暗，妖孽出现，民不聊生。在当时健吾同志选用了这些名画作封面，确是别具匠心的。
从那时起直到建国初，健吾同志仍然在写作剧本和翻译外国剧本。全国解放后他又担任了上海戏剧学校戏剧文学系的主任。健吾同志先后翻译出版了不少外国名作家的剧本，其中即有《高尔基戏剧集》7册，《契诃夫独幕剧集》1册，《莫里哀喜剧集》8册，《托尔斯泰戏剧集》4册，《屠格涅夫戏剧集》4册，在这里还应该提到的，就是他在1938年还曾译过罗曼·罗兰的剧本《爱与死的搏斗》，当上海处于“孤岛”时期就由上海剧艺社上演过，引起了观众的热烈反应。从1954年起，健吾专心研究司汤达、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等法国作家，先后写成了《司汤达研究》、《莫里哀的喜剧》、《〈人间喜剧〉的革命辩证法》、《巴尔扎克的世界观问题》等著作和论文。他还负责编辑研究所的《外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
健吾同志的英、法文的修养都很深，文史知识也很渊博。在工作上我们时常相互切磋。记得他在编辑《论巴尔扎克》一书时，曾请我重译了高尔基的《论巴尔扎克》的文字；我在研究有关罗曼·罗兰的资料时，也常向他请教。健吾同志永远是好学不倦，博览群书，勤于钻研，尽管他从六十年代起就患了心脏病，而且有一段时期身体很坏，但我每次去看他时，都可以看到他的写字台上摆满了外文书籍和辞书，稿纸上有他写的文章或是译文。健吾同志也是平易近人而又好客和健谈的，每次去看他一谈就是很久。你向他请教什么问题，他都设法帮助解决。记得在审阅《郭沫若全集》第一卷的注释时，发现《无烟煤》一诗中引用了司汤达的一句话：“轮船要烧煤，我的脑筋中每天至少要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这句话的出处就是经他查出来的。他的藏书也很丰富，我们曾共同用过一个小书房藏书。每次向他借书，他不顾年老，都亲自冒着酷暑和严寒，跑进小书房，爬上凳子寻找。
“十年浩劫”期间，我们同蹲在一间“牛棚”里，我们一同参加劳动，我们又一同去了干校养过猪，在生活中我们始终是互相关切。“四人帮”粉碎以后，健吾同志的精神为之焕发，他曾把他写的有关戏剧的论文，编成一本《戏剧新天》，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他原想再写些剧本，同我谈了剧情，征询我的意见，可惜他后来没有写成。近一两年，他又经常到各地访问。去年秋天8、9月间，他到了长沙；从12月到今年年初，他去了太原，还回到了他山西的老家运城；今年4月到了甘肃的兰州和宁夏的银川；不久前又去了西安和成都。他翻译的共包括27个剧本的《莫里哀戏剧集》，已交给湖南人民出版社，今年4月出版了第一集。他还准备为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他自己的著作合集。此外，他又编辑了《论巴尔扎克》和《巴尔扎克论文学》等书。
那一天，健吾同志吃过中午饭后并没有休息，就伏案写稿。在他的写字台上还放着他写的两篇稿子：一篇是他在11月2日写成的《朝阳普照的古老西安》，回忆他几次访问西安的情景。另一篇刚开了一个头，看来是应《成都日报》文艺版11月17日来信之请写的，开头的句子是：“从来没有去过四川，这次在西安开会，我和老伴决心到四川去一趟”。这篇文章只写了一页，圆珠笔还放在稿子上，看来这就是他的绝笔了。听说他在两点钟以后才坐在沙发上休息，从此就溘然长逝！
健吾同志离开我们而去了，同他相处过多年的老友都深为沉痛！看到他留在写字台上的遗稿和其他稿件，想到他业已编成还没有出版的译作，还有他准备编辑自己的著作合集的计划，都有待他的子女和友朋的帮助来完成了，这也就是他的遗愿！把健吾同志的遗著保留下来，让健吾同志的名字和他的文学遗产长久地活在朋友们和广大读者的心中，这才是对他的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