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党要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访全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全党要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
——访全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
本报记者　金凤　余焕春
陆定一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战士。从1945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领导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横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极为残酷的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已年过七旬，仍然十分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我们听说他最近在政协五届五次会议的小组会上，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很重要讲话，特地访问了他。
一见面，他风趣地说：“我主管过的中宣部曾经被说成是‘阎王殿’，你们敢到‘阎王殿’来见我？”
我们笑着说：“我们都是‘阎王殿’里的‘小鬼’，早已解放了，当然敢来看你。”
从定一同志的秘书那里，了解到定一同志现在仍保持着紧张的工作习惯，每天除了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就是看文件、看书、看材料，常常到深夜十二点才休息。有时写文章，到清晨三点才睡觉。现在，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他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发言的内容。
他说：“党外有些朋友对我们党有个误解，认为共产党不大重视知识分子，是否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共产党员。其实，我们党内有些知识分子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遭遇也不好。前几天我去看了孙冶方同志，他是很早入党的经济学家，学有专长，但一生很不得志。他在苏联学习时曾被王明打成‘托派嫌疑’。全国解放后，他又一直被说成‘右倾’和‘修正主义’，直到‘四人帮’被打倒后才平反。他的经济学说，现在才得到胜利，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赵紫阳同志关于六五计划的报告中不是特别提到他了吗？
“被孙冶方同志驳倒的，是苏联经济学中的一种很有影响的学说：‘基数越大，发展的速度越慢’。这种学说在我国也曾流行，表现为所谓‘挖潜’，即在旧机器上不断挖掘潜力。挖潜可以，但能挖出的潜力究竟有限。只有不断采用新技术，搞技术革新，生产才能加速前进。要搞技术革新，一则要尊重和信用知识分子，二则干部和党员要努力学习科技知识和管理知识，二者缺一不可。”
陆定一同志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端正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六中全会解决了历史问题，十二大解决了纲领和党章。这次五届五次人大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和第六个五年计划。要顺利实现第六个五年计划，就要重视技术革新和知识分子。新宪法的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在序言中明确地把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并列为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这些都使他感到兴奋、鼓舞。
陆定一同志是1926年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大学生，早在大革命时期入党，长期领导知识分子工作，因此，对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深刻的体会。
他从党的历史的角度，谈了我们党内长期存在的对待知识分子不同的态度和主张，谈了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和建设的作用。
他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我们主要是在城市做群众工作，在学生、工人和城市贫民中工作。当时，对于国共合作问题，党内有斗争。先是反对张国焘（他反对国共合作）的斗争，后来是反对陈独秀、彭述之（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的斗争。陈独秀不懂得革命战争对于我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他甚至不同意富有军事经验的朱德同志入党。所以，他不能成功，只能失败。”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革命运动的中心转移到农村。革命的主体，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党从城市到农村，党内就有三种人出现了。一种人是红军和苏区的创立者，这几乎无例外的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最著名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毅、刘志丹、方志敏、彭湃、邓子恢、张鼎丞、许继慎等同志。他们与农民结合，建立了农会、农民武装和工农政权。他们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功劳的。可惜，其中很多人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杀害了或者打倒过。最后一个是刘志丹，被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红军救了出来。如果不把他救出来，中央红军连最后立足地也不会有。一种人是王明教条主义集团。他们认为，农民是落后的，政治上是动摇的，‘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党应该去攻打大城市，那里有工人，应在工人中发展党和发展军队。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别人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一种人，动摇于两者之间。遵义会议打倒了王明集团，纠正了‘左’倾路线，中国革命才能成功。”
“解放后的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成功了。党的八大规定全党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要搞好建设，需要团结工人、农民，还要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党中央专门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以后，党内对于是否团结知识分子，又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主张。一种人，包括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王震等同志，是重视而且能团结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是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之类反革命分子，他们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是‘臭老九’，是‘敌人’，要打倒！‘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打倒知识分子开头的。还有的人，在两者之间，比如说我自己吧，主管中宣部，对知识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错误；同时，1956年我在党的一次会议上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意见。林彪、江青的反革命危害，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无遗。他们终于被全国人民打倒了。但他们的许多‘左’的流毒，至今尚未肃清。”
“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很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采取很多措施，改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邓小平同志明确宣布，从总体上说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有人就说：‘知识分子上天了’，‘知识分子翘尾巴了’。不少同志还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十分有害的，是很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我们党内有大批农民出身的干部，他们同工农结合容易，同知识分子结合就比较困难，自己知识化更不容易。但是，没有知识分子，不懂科学技术，不可能搞好建设，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就困难。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反知识、反知识分子的教训，我们一定要认真吸取，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就是真正重视建设。而社会上所以会有‘知识分子上天’的说法，不少地方所以没有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原因还是党内干部中程度不同的还有这种看法。因此，需要在全党进行教育，统一认识。”
陆定一同志十分兴奋地说：“要使我们党内的干部，特别是工农出身的干部，真正认识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起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是不大相同的。”
他又谈起一段不寻常的历史：“早在1927—1937年的白色恐怖时期，由于国民党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法西斯政策和党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白区的党组织被破坏殆尽。1935年，李竹声、盛宗亮叛变，上海党从中央局到支部完全被破坏。这时，异军突起，出现了以宋庆龄、鲁迅、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为代表的非党的共产主义者，宣传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宣传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对中国革命是立了大功的。同时也显示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止是共产党员）的优秀部分，那时已觉悟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十月革命时俄国的知识分子不同，很少有人逃到外国去。相反，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李四光、钱学森、吴仲华等著名科学家都放弃在国外的优厚待遇，千方百计回到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知识分子，包括小学教员，几乎都受到打击和冤屈。他们平反之后，绝大多数毫无怨言，继续在清苦的条件下，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最近，报纸上不是介绍了罗健夫、蒋筑英的先进事迹吗？”
“中国这样好的知识分子，全世界是少有的。他们应该受到信任和尊重，不应再受到歧视。”
“现在，对知识分子戴帽子、打棍子的现象少了。但是，对于他们提出的正确的意见不理不睬的情况还是很多的。据说，有的地方，当知识分子提意见的时候，领导者就问他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如果还要，就要‘听我的’。这是把‘党等同于我’，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来说都是不能允许的。”
“至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改造世界观，这是全党、全国人民都要做的事，并非单独强调知识分子要这样。当然，知识分子要注意学习，做到又红又专。”
最后，陆定一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全党，我们全体干部，如能吸取历史教训，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必定成功，我国的富强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