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与《十批判书》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郭老与《十批判书》
石西民
《十批判书》与《青铜时代》两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学术著作，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都是抗战后期郭沫若同志在重庆撰写的重要著作。那时，郭老不但作为一面光辉的旗帜，团结鼓舞进步的文化力量投入抗日救国和争取民主的伟大斗争，而且以旺盛的精力，在从事历史剧和其他方面的文艺创作的同时，完成了这批科学史学论著，为中国历史研究留下了一批弥足珍贵的财富。郭老曾十分感奋地说：“重庆时期，是我的第二个青春时代”。当年我作为一个听众，曾经多次听过郭老在重庆的学术演讲，对于他的雄辩，至今印象极深。我由于当时在《新华日报》社工作的关系，郭老的好些学术论文都在党的《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上刊登，因此又是最先能读到他的论文的读者。我对郭老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新史学的建设上所做出的贡献，由衷地感到崇敬。毛泽东同志在给郭沫若同志的信中曾高度评价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献看待。”还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并勉励郭沫若同志“继续努力”。
《十批判书》与其姊妹篇《青铜时代》，是郭老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极其重要的著作。以我看来，1930年出版的郭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始，引起史学界极大的震动，开展了一场规模很大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论战，其影响之深远，仅从资产阶级的所谓“新史学”由此而日趋衰落，暗淡无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史学研究工作的蓬勃发展而言，郭老的摧廓和带头之功，是全国学术界所公认的。而《十批判书》与《青铜时代》这两部著作，则正如郭老自己所说，是在他十多年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互相探讨辩难的激发下写出来的。它们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研究的深入。
郭老在《十批判书》中突出地表现出了他的优良学风。首先是他那种严格要求自己的自我批评精神。《十批判书》的第一章就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第一句话就说：“关于秦以前的古代社会的研究，我前后费了将近十五年的工夫，现在是达到了能够作自我批判的时候”。他对自己过去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作了严格的自我谴责，他不囿于自己在古史研究上已取得的成就，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追求真理、服从真理，这是多么感人的治学精神和气度。其次郭老在史料的搜集、研究等方面，付出了长期辛勤的劳动，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这方面正如他自己所说：“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再有郭老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创新，他先求对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行“明确的清算”，“有了这个结论，周秦之际的一个学术高潮才能得到说明；而那个高潮期中的各家的立场和进展，也才能得到正确的了解”。郭老还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从古代诸家学说的相互联系和比较中，把握和揭示诸家学说的立场和实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之，《十批判书》这本著作所反映出来的优良学风，以及书中许多独到而新颖的学术创见，都使人感到耳目一新。斯人已去，遗范长存，郭老这种优良学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对于周秦诸子的思想学说，历来就有不同看法，今后也还会有许多讨论。谁都不能够说郭老在这方面的研究达到了顶点，他的论断已经成为永久的定论。不是的，都不是的。尽管郭老的一些重大论断，如对中国封建制度形成的时代界限的判定，已被广大学者与人民所接受，成为主流，但他从不因此而强加于人。
不可讳言，郭老较长时期，特别是在《十批判书》中，本着他一贯严肃的治学态度，赞扬了孔子。他曾经说：“假如说我有点袒护孔子，我倒可以承认。”接着又说：“我所见到的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为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中的前驱者。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袒护’他。”郭老明明知道他的这种看法和当时许多人的看法多少有所不同，也明明知道他赞扬孔子会使一些友人“更加瞠惑”，但他仍“鼓起了很大的勇气”，“不想畏缩”。这是为什么呢？他曾经说明：“我所采取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我仿佛抬举了先秦儒家，因而也就有人读了我的书而大为儒家扶轮的，那可不是我的本意。先秦儒家在历史发展中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是事实，但它的作用老早变质，它的时代也老早过去了。这如爬虫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一样”，如果“在今天依然有人在怀抱着什么‘新儒家’的迷执，那可以说是恐龙的裔孙——蜥蜴之伦的残梦。”由此可见，郭老对包括孔子在内的先秦儒家的根本立场和态度不是很清楚的吗？
孔子作为一个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大古籍整理者，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恐怕没有人能够一口否定。范文澜同志与郭老尽管在西周社会制度性质上长期各执一说，但对孔子的历史评价却无差别。另几位史学家侯外庐、杜守素、纪玄冰在他们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尽管对墨子的评价与郭老完全相反，对孔子思想的评价也各不相同，但他们也认为，“孔子活动于古代国民行将出现的春秋末世，其思想有着空前伟大的意义”。
有人说，“五四”运动不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吗？郭老赞扬孔子，不是倒退行为吗？这使我想起郭老自己的一段话。当友人担心他对孔子的这种评价是否会是替旧势力张目时，郭老坚定地说：“不能因为世间上有一种歪曲流行，而另外还他一个相反的歪曲。矫枉不宜过正，矫枉而过正，那便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精神。”“五四”运动扫荡封建意识和封建势力，无疑具有极大的时代意义。当时提倡白话文的胡适最先提出了“打孔家店”的说法，而后衍变成“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一口号当时确实发生了积极的鼓动作用，但也有片面性的消极一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那种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形式主义，好就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坏就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是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要求全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郭老正是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把郭老从学术上评价孔子与“五四”运动的反封建对立起来，未见其当。
对于法家，郭老在《十批判书》中做了很深刻的分析，他对前期法家的进步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他认为，说秦汉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是由商鞅开幕都不算夸诞。郭老对前期法家的好评莫过于吴起，他认为吴起的霸业如在楚国成功，后来统一中国的功名恐怕不必一定落在秦人手里。但是郭老对后期法家特别是对韩非却非常憎恶，他称韩非为法术家。他区别法与术，法是成文法规，是公之于民的，而术则是人君驾驭臣民的权变，亦即人君南面之术，是和法不两立的东西。郭老在日记中记下了读《韩非子》中《五蠹》、《显学》之类文章时那种发自内心的反感。他曾说，照韩非之主张，他只要三种人，一种是牛马，一种是豺狼，一种是猎犬。牛马以耕稼，豺狼以战陈，猎犬以告奸，如此而已。郭老把韩非子的“术”归纳为七种：一、权势不可假人；二、深藏不露；三、把人当成坏蛋；四、毁坏一切伦理价值；五、厉行愚民政策；六、罚须严峻，赏须审慎；七、遇必要时不择手段。除此七项还有广设耳目一条在外。凡是读过韩非著作的人，恐怕很难说郭老列举的七条是强加于古人的。
不可否认，郭老在《十批判书》中对秦始皇的评价有明显的片面性，特别是对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事业上所起的历史作用缺乏充分的肯定，而过分强调了他残忍、荒淫、无道的方面。解放以后，郭老在他的一些文章中补正了这个问题上的看法。1956年，在谈到历史剧《高渐离》的创作过程时，他说：“这个剧本是1942年6月在重庆写出的，……我写这剧本时是有暗射的用意的，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因而对于秦始皇的处理很不公正。”《十批判书》和这部史剧产生于同一时代。由郭老这段自述，我感到，郭老作为一位“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兼而为之的人”（见周恩来：《我要说的话》），在当时处于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他在《十批判书》中关于秦始皇问题的看法，与史剧《高渐离》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样，都是受了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当然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一类残暴行为，即在今天看来，也是不足为训的。
十年动乱后期，《十批判书》这部凝聚了郭老十几年研究心血的名作，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历史结论，今天，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拂去《十批判书》在十年动乱中蒙上的灰尘，使它重新现出原有的光彩。
郭沫若同志的一生，是一个坚贞不渝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家、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光辉一生。他对祖国的文明建设所做出的贡献是广泛而巨大的。在郭沫若同志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写下这篇文字，谨以此作为对郭老的深挚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