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的崇高职责——记人大代表邓力群的发言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共产党员的崇高职责
——记人大代表邓力群的发言
本报记者　王永安
“新宪法和赵紫阳总理的报告，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了很明确的规定，而精神文明的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个时期以来，各方面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做了很好的工作，但也确实提出了不少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我就其中有关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和大家一起讨论。”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在上海代表团第五小组会上的这段开场白，就把大家吸引住了，许多人都拿出了笔记本。明亮整洁的会议室里，人们不时发出阵阵笑声。
是在门外徘徊，还是已经进到门内
最近有一种观点，说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制订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包括到本世纪末要实现的战略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最低纲领。
邓力群针对这个观点说：“这虽然是一个用语问题，但却涉及到能否正确地概括和反映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客观进程的原则问题。毛主席讲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上下两篇文章。民主革命是我们党的最低纲领，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党的最高纲领。现在民主革命的纲领，也就是最低纲领，早已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早已完成了。目前，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进程已进入了实现党的最高纲领阶段，如果说我们眼前的纲领又是最低纲领，就要造成混乱。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讲，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是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形态里的一个阶段。把现阶段的总任务称作最低纲领是不妥当的。”
说到这里，邓力群点燃了一支烟，继续向大家介绍说：
“最近这个时期，我们批评了‘共产主义渺茫论’。有的同志又改换说法，说他们指的是要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相当渺茫。当然，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可是必须承认，我们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如果把共产主义比作一个大厦，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大厦的门外徘徊，而是进了大厦的门内。最近我参观了一座大府院，共有九进，一个院子连着一个院子，从门口往最后一个院子看，可远了，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才能走到正厅，可是，进了大门和还在门外，有个本质的差别。那么，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有没有共产主义的因素呢？有。在各条战线上，涌现出象罗健夫、蒋筑英等英雄模范人物，他们身上就闪烁着共产主义的光辉。认清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对于提高共产党员的思想觉悟，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十分重要的。”
对自己的国家不能采用雇佣的态度
邓力群同志以他那缓慢而又洪亮的语调，把话题转到按劳分配和共产主义劳动的问题上。他说：“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只允许全体成员之间进行等量的劳动交换，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只能同他所给予社会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挂钩，而只有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劳动者个人的收入，才能够同它的劳动脱钩。我们共产党人，为着能在祖国的大地上真正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我们要继续为实现这个原则去奋斗。但是对共产党员来讲，我们的思想境界应该更高些，不应该为按劳分配的原则所局限，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应该象列宁所提倡的那样，自觉自愿地进行没有定额的、不计报酬的劳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民在世界上应该说是最好的，他们并不那样斤斤计较报酬，才为国家、为社会进行劳动。抹杀这些事实，说我们的干部和人民这不好那不好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说过，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人们把劳动看成生活第一需要。在我们社会里，是不是有不少党员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呢？回答是肯定的。有的同志不干活、不学习，就觉得活不下去，每天没日没夜地干，以此为乐趣，这难道不是生活需要？在解放初，我们就已经批评那种以雇佣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国家，对共产党员来说，要严肃批评那种按酬付劳的雇佣态度，因为这种态度是同共产党员的身份根本不相称的。”
用共产主义道德规范自己的行动
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提倡和遵守的只能是社会主义道德，不能是共产主义道德，不赞成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提倡和实行共产主义道德。理由是现在用共产主义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言论行动，超越了阶段。对这种观点应该怎么看？“回答这个问题还是看事实。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里，我们的革命导师，革命前辈，革命先烈，都能够而且模范地用共产主义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言行，难道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提倡用共产主义道德来规范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行为，倒成了超阶段吗？”
邓力群接着说：“我们不能把道德看成一种抽象的、玄而又玄的东西。道德问题要经过自我修养，但是它终究不能离开实践，要在每个人身上表现出来，要在他的行为中间以及语言文字中间表现出来。共产党员有没有共产主义道德，首先看在处理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关系上，是正确还是错误。”
警惕资本主义的腐蚀
邓力群向大家讲了一个新的情况：“宪法规定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这点很重要。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共产党员要保持共产主义纯洁性。从发展情况看，我国城市、农村有些政策还要放宽，这一来共产党员怎么办？是不是只允许非党群众干，而不允许党员干？”
只听全场笑声四起。地质矿业部部长孙大光补充说：“土改时，在东北就有过这样的事，结果不得人心。”上海市委书记韩哲一说：“如果政策搞两套，对党员一套，对群众一套，群众就不敢干了。”邓力群接着说：“关键的问题在于教育，在于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的革命活动和科学研究，曾经违心地替他的父亲去经营一个企业，当代理人。我们党在地下斗争的年代，有的同志就办过工厂、开过商店、当过老板，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说的就是这些事。现在的情况和地下斗争的时候完全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共产党员不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要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都不能降低自己的水平。在放宽政策、从事为政策许可的经济活动的时候，决不能唯利是图，伤天害理，而要时刻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要走和群众共同富裕的道路；自己的经营情况，包括利润的多少，不向党隐瞒，要按照法律规定纳税，甚至于多交点党费，想办法从自己的收入中间拿出一些来帮助困难户发展生产。作为一个党员，应该不应该这样做呢？我想是应该的，只要努力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还可以是优秀的共产党员。”
不谋私利，不搞特权
此时，只见一位身材修长的老人来到会场，一声不响地坐了下来。他就是70岁的祝公健，现任民建上海市委会副主任，他专门想听听邓力群同志的发言。邓力群说：“共产党领导全国政权，共产党员中间有很多人走上了领导岗位。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的确有的共产党员经受不住考验，翻了车。在执政的情况下，每个共产党员都面临一个很大危险。这在以前不那么尖锐，起码不成为值得提出的问题，而执政后，就成为普遍的、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了。什么危险、什么问题呢？就是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和特权。所谓党风不正，所谓党风没有根本好转，大多数问题都与此密切相关。不但当了大领导，小领导可以谋取私利和特权，即使不当领导，只在某一个方面有权，也可以谋取私利和特权。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我们应该由此得出教训，引以为戒。可是我们不能同意一种错误结论，即认为共产党执政以后，不是某几个人、少数人，而是党作为整体，或者就其基本的方面来说，会由人民的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走向自己的反面。为了避免官僚主义甚至蜕化变质，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自下而上地监督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新党章和新宪法，对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权利的规定，比过去充分得多了。每个共产党员，有责任保证这些规定的贯彻执行。这同样是有没有共产主义信念的问题。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章规定，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所有党员必须身体力行，必须认真接受群众和党外人士的监督，绝不能成为一个自外于群众的特殊人物。凡是党员违犯党纪国法的，一定要严肃处理。”
共产主义因素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的国家正在蓬勃向前。
邓力群同志对宣传部门提出希望：“我们的文章，我们的讲话是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但讲的那些道理，工人、农民听不懂或者听起来没有味道。因此，搞宣传的同志有一个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的问题。不仅要学习群众创造新生活的实践，而且要学习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语言。”
发言一结束，祝公健同志上前握着邓力群同志的手说：“您讲得很有见解，共产党员应该有这样的崇高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