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嘤嘤求友声”——访张天翼、忆蒋牧良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嘤嘤求友声”
——访张天翼、忆蒋牧良
王志之
想不到我同张天翼同志见面的心愿，到去年才如愿以偿！
1930年春，我为了在北平创办四川中学回川募款，途经上海，因友人介绍，得识蒋牧良同志。虽一面之交，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记得他略长于我，体格也比我高大。他的湖南话并不难懂，质朴诚恳的语调富有感染力。我们谈论时事，臧否人物，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国家民族问题、文艺战线问题、社会问题、人生问题，我们都装满了一脑子这类的问题，经常在探索着，想得到正确的答案。我们有这种共同的“嗜好”，所以一见如故，孜孜不倦。我们的一切观点都不谋而合，从而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在那种黑暗的岁月里，多么需要志同道合的良朋益友啊！“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刚强如铁、热情似火的蒋牧良同志和我告别时满腔热情地告诉：“有个好朋友，你应该认识，明天领来给你介绍。”我问：“是谁？”他说：“张天翼。”
可惜的是，我在次日一早就匆匆离去。
1979年3月，我从长期的政治禁锢中获得解放，重见天日，就在这时，我读到《新文学史料》第五辑刊登的蒋子丹同志的文章，开头一句：“父亲离开我们六年多了”。原来，蒋牧良同志早已怀恨终天！文中说，省文联机关的一个“闯将”闯到蒋家，恶狠狠地下令让蒋牧良拿出那两部没出版的稿子。一部是《湖边风雨》，另一部是长篇《国防在后方》，共80多万字。那人挟起稿子扬长而去。蒋牧良“站在空箱子前，止不住老泪纵横，后来，他竟然蹲在地上，哀声痛哭起来。我从来没见父亲哭过，更不要说这样的痛哭，这是被挖肝摘肺的那种惨痛的号啕，素不相识的路人听了也要心碎的！”
“……在跟亲人告别的时候，他别的什么都没说，唯独郑重地提出这两部稿子，……他去世以后……当日抄没稿子的人还在，可那八十万字的手稿却一直没有下落！”牧良同志怀恨以没，我也在此表示沉痛的悼念和愤慨！
由于蒋牧良的介绍，得知张天翼同志是个值得结交的人；后来，留心阅读他的作品，感到天翼是个颇有风趣的人。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大林和小林》，那种轻松的笔调，表现出来的人物情节，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我发现，天翼的特长，正是我的缺点。为了向他学习，我在一个时期内是天翼作品的热心的读者和推荐者。
1933年春，北方左联有个搞世界语的朝鲜同志金湛然，要编刊一套世界文学丛刊，我向他推荐张天翼，并写信给鲁迅，请其转告。鲁迅先生回信说：
“译张君小说，已托人转告，我看他一定可以的，由我看来，他的近作《仇恨》一篇颇好（在《现代》中），但看他自己怎么说罢。……”
事隔不久，鲁迅又来信并寄来天翼的小传，来信说：
“前函要张天翼君作小传并自选一篇小说，顷已得来信，所选为《面包线》，小传亦寄来，今附上，希转寄译者并告以篇名为荷。”
不久以后，金湛然和我先后离开北平，到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后来，抗日同盟军在错误路线指引下进入“战区”，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卖国贼何应钦的“中央军”的联合围攻、狂轰滥炸下全军覆没，我逃回北平；金湛然被日军俘虏。事隔一年以后，老金逃出虎口，潜回北平和我会面。这一年当中，老金的父亲兄长联袂前来找他，接他回去，他绕道上海回国时，曾约定要往访鲁迅，商量世界文学丛刊编辑出版事。鲁迅曾有信来，说未见金君来访。以后，也就音讯杳然了。
1980年秋，我同杨纤如同志一道往访天翼同志。我们握手致意，相见恨晚！五十年的怀念，虽如愿以偿，可是，当握着那只萎缩了的右手，注视着那欲言不能地嗫嚅而动的嘴唇，我不禁满怀悲怆，涌上心头。高山流水，贵在知音，我从饱含深情的目光里，望见天翼的心同我的心在一个节奏上跳动着。我们都为牧良的不幸遭遇而感到无限悲恸。唯望天翼加意治疗，早日康复，再接再厉，有惠儿童。赋诗一首，用抒怀感，望祈珍摄：
风云五十载，
嘤嘤求友声，
早慕天翼笔，
长怀牧良心，
古月与今月，
大林和小林，
古今同望月，
高山流水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