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送方志敏烈士手稿的经过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转送方志敏烈士手稿的经过
胡子婴遗作
我两次转送方志敏烈士的手稿经过，已在《书林》上谈过。最近关于《可爱的中国》手稿转送问题，又引起了《文史哲》等刊物的讨论。我认为，叶淑穗同志发表在11月18日《人民日报》副刊上那篇《关于〈可爱的中国〉手稿的转送》一文所述事实，与我亲身的经历基本上是相同的，但也有些出入之处，我再简述于下：
1935年夏天，记不得是我自己到生活书店，还是胡愈之同志叫我去的，因我是经常去访友、买书的。我到时，看到胡愈之和毕云程正在焦急，说有一年轻女子送来4封信，是分送鲁迅、孙夫人、李公朴和邹韬奋的。他们接下了致邹的信（当时邹在国外），内容是叫人到宝隆医院门口取方志敏托交的纸包。那女青年只说方是共产党员，在敌人的监狱中，是别人转托她的。信中还说，请给送信人一百元治病。我们当时还不清楚方志敏是谁，又怕中了敌人的圈套，但又怕如果是真的不去取要误大事。我们商谈结果，决定由我去取。我是作了各种可能发生危险的准备的。我盛装扮成一个阔太太，到了宝隆医院门口，确见一位约十七八岁的姑娘，坐在台阶上。她问我姓名，因我母亲姓宋，就自称姓宋，她听了很高兴，大概她以为我就是宋庆龄了。她说她正在焦急中，说着就把一个纸包交给了我。我当时是问了她的姓名的，可早忘了，很可能就是叶淑穗文中所说的程全昭。我根据来信，从生活书店带去一百元，要交给她，她说，“杭州已解决了”，没有收。我急忙把纸包送回生活书店，由胡愈之交给毕云程。我们是打开纸包看了的，信中说过，前四张是白纸，以后才是密写，需要显形，所以，我取来的只是一包白纸。以后是如何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事后不久，胡愈之出国，一年后回来，我曾问起这事，他只是含糊其辞，以后就没有再提了。
1936年11月傍晚，在章乃器被捕的前四五天，突然有一个貌似小官僚的人来找章，因章不在，由我接待，并留他在家吃了晚饭。他说，他同方志敏是同牢的，敌人经过种种威迫利诱，方始终不屈，最后牺牲了，他对方非常钦佩。方在就义前把一本题为《可爱的中国》手稿交给他，要求他出狱后千万交到中国共产党组织。他说：“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们救国会一定会知道的，所以转托你们了。”我打开手稿看过，行书带草，墨笔书写，笔锋颇促，与以前看到的信中字迹完全一样。我收下稿件，曾问过他的姓名，可惜也忘了，可能就是叶淑穗同志文中所说的蒋军法官胡逸民。过了没有几天，法租界捕房把章乃器传去，我知道要出事了，急忙同吴大琨（他那时住在我家）一起，清理救国会文件，予以转移。我突然想到方志敏的手稿，立即打电话给孙夫人，取出来交章乃器之弟章秋阳（中共党员）送去。孙夫人收到后回了电话，那时已是夜里两点钟了。1960年我出差到大连，在旅顺烈士纪念馆看到玻璃窗内陈列着《可爱的中国》，我知道这书有了着落，心里很高兴。
1981年绍兴科技中学黄宗海同志曾托戈宝权同志给我来过一封信，说代方志敏烈士转交手稿的那一位女的和一位男的，他都找到了，并曾同时写信给孙夫人。孙夫人回他的信由当地县政府收下，告诉了他，但没有把信交给本人看。我回了黄宗海信，可惜这些信都没有保存下来。
唐弢同志在《文史哲》的文中肯定《可爱的中国》是鲁迅先生保存下来的。第一次取来的纸包是一本红条白纸，如生活书店送交的是这些白纸，即使显形后也不可能影印，而且我看到的影印本是同第二次我转交孙夫人的那本是完全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