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着高棋 全局皆活——记老干部赵化达和北京市畜牧局党组大胆提拔优秀中青年科技干部的事迹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一着高棋 全局皆活
——记老干部赵化达和北京市畜牧局党组大胆提拔优秀中青年科技干部的事迹
本报记者 尹品端
1975年，“三八”式的老干部赵化达同志被任命为北京市机械化养鸡、养猪指挥部（北京市畜牧局的前身）的总指挥、党组书记。在依靠什么人办好现代化企业的问题上，他和党组的其他成员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曲折，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出师不利
人们记得，1975年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的时期。在这一年，北京市根据党中央关于“大城市要尽快兴办一些机械化、半机械化养猪场、养鸡场、奶牛场”的指示，成立了北京市机械化养鸡、养猪指挥部。搞机械化的饲养工作，这在工业发达的国家早已司空见惯，但在我国还属首创，对于赵化达这个老干部，更是一个新的课题。
怎么办？他花两个多月时间到国外考察，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一些先进国家的畜牧场，从场长、经理到饲养员，几乎都受过专门训练，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回国后，他广罗人才，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禽舍建筑、饲料配制、饲养方法等方面，放手让科技人员去处理。但是，没过多久，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一时间，“崇洋媚外”、“修正主义”的大帽子满天飞舞，“机械化养鸡、养猪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大批判”，甚嚣尘上，一个大学在批判邓小平同志的“罪状”时，把机械化养鸡、养猪也列为一条“罪状”大批而特批。
一天深夜，一位领导同志把赵化达找到办公室，神情有些紧张地对他说：“顶不住了，再这样下去，我是修正主义分子，你也是修正主义分子。”
赵化达同志泰然自若地说：“我是个小萝卜头，不怕当修正主义分子，我下决心在这方面搞出成绩来，让事实说话。”
这位领导同志有些不高兴了：“你的干劲我佩服，但你的确太听知识分子的话了，你被洋人（知识分子）包围了。”
赵化达同志没有动摇。他顶着各种政治压力，仍然同工人、干部、科技人员一起，日夜奋战在北京市第一个机械化养鸡场的建设工地上。
实践的教训
1977年，北京市畜牧局成立了，一批现代化的畜禽场陆续建立起来。担任畜牧局局长、党组书记的赵化达同志，虽然对科技人员在现代化企业中的作用早有认识，但对要不要由他们来担任主要领导，认识还不是很明确，再加上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结果各直属企业的领导还是由不懂专业的行政干部担任。随着生产的发展，矛盾逐渐暴露出来。
实验猪场的党支部书记、场长、副场长工作都很积极，能吃苦耐劳，但文化水平低，不太懂科学技术。猪得了拉稀病，管生产的副场长让给吃黑豆、木炭，越吃拉得越厉害。1978年，这位副场长到外地买种猪，明知猪有“血痢”病，仍不以为然的大量买进，致使猪场疾病蔓延，最后一猪不剩。
圆明园鸭场的党支部书记和场长，与实验猪场的领导有相似的长处和不足。1979年以来，局党组先后派去三个大学毕业的畜牧兽医专业干部，都不被重用。科技干部和工人一起进行了快速育肥实验，填鸭育肥期由64天缩短为50天，成本也明显降低。科技干部还推广了维生素代替水草、网上育雏等技术。这些，不但没有得到支持和推广，反而弄出不少是非，使得几个技术员都不安心工作。
类似情况，其他场（厂）也不同程度存在。
这些，使赵化达同志和局党组成员进一步认识到，要办好现代化企业，如果不把那些思想品质好而又懂业务的科技干部大胆地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
冲破重重阻力
1980年以来，畜牧局党组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决心把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实践中却遇到了重重阻力。
为了扭转红星鸡场年年达不到设计指标的局面，1981年初，局党组准备让1964年大学毕业的畜牧兽医师刘江、1960年大学毕业的畜牧兽医师欧景钧，分别担任红星鸡场的党支部书记和场长。原来的党支部书记有些想不通：“我没有功劳有苦劳”，“我在哪里跌倒还从哪里爬起来”。赵化达同志有些为难了：这位同志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又是建场的元老，把他换下来，感情上的确有些过意不去。但是，赵化达还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个人感情放在第二位。他多次找这位同志谈心，终于说服这位老同志到另一个对他更适合的岗位去工作。
刘江、欧景钧走上领导岗位以后，与全场同志通力合作，很快改变了红星鸡场的局面，去年全场产鲜蛋518万斤，比1980年增产68万斤；全年盈利158万元，比1980年多71万元，增加81％。在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他们还组织领导了另一个新种鸡场的设计、施工、安装工作。红星鸡场去年被评为全市的先进单位，刘江被评为市的先进工作者。
北京市种鸡场孵化厅技术员赵继善，性格直爽、思想敏锐、勤奋钻研技术，同工人、技术员团结得不错，在改进孵化器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局党组准备提拔他为种鸡场场长。有人却说：“这人太骄傲了，不尊重领导，组织观念差，提场长轮不着他。”
局党组在群众中反复调查，了解到对赵继善的这些意见是某些人对他性格直爽、敢于坚持原则的一种误解。局党组做耐心细致的工作，统一了思想，坚决把赵继善提拔起来。去年，这个场有三个生产指标接近了国际先进水平：种蛋受精率达95．8％，受精蛋孵化率达91．8％，雏鸡雌雄鉴别准确率达95％至98％。现在，44岁的赵继善，又被提拔为北京市种禽公司的经理。
赵化达同志已经64岁了，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他主动提出不再当局长，只当党组书记。当党组提出让刘江当局长后，各种议论都来了。有人说：“太嫩了。”赵化达说：“42岁，不嫩，我19岁就当区武装部长。”有人说：“太快了。”赵化达说：“大学毕业快二十年，不快，我参加革命一年就担任领导职务了。”
有人说：“在原来的副局长中，提谁都比他够格。”这话倒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畜牧局原有副局长7人，论年龄，在49岁到59岁之间；论资历，有的副局长的党龄比刘江的年龄还大；论经验，有的是二十几年的“老畜牧”；论文化技术，有3个副局长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业务能力不比他差。但有远见的党组成员，没有一个以自己的长处去衡量相比之下有所不足的刘江，相反，他们主要看到的是刘江在改变红星鸡场面貌、建立新种鸡场的过程中所显示的才干，他们用党中央关于干部“四化”的标准衡量，认为刘江完全够“格”。
“白纸”绘新图
目前，北京市畜牧局共有公司、场（厂）和机关处级干部116人，其中大专毕业的59人，占50．8％。9个局党组成员中，大专毕业的4人。直属的15个场（厂）长，全部由六十年代初毕业的大专生担任。
由于这个局坚决执行了新时期中央的组织路线，带来了畜牧事业的发展。1981年，15个直属场（厂），盈利564万元，比1980年盈利增加一倍；向国家提供鲜蛋1，628万斤，比1980年增加50．9％。今年上半年向国家提供鲜蛋1，114万斤，比去年同期增加58％；盈利40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75．5％。由畜牧局直属鸡场提供商品蛋占全市收购量的30％，这就给首都人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
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检查畜牧局的几个场（厂）时，感到十分高兴，鼓励他们向更高的标准前进。那位当年批评赵化达同志是“被洋人包围了”的领导同志，也心悦诚服地说：“过去我的批评错了，你做得对，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