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青山——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巍巍青山
——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
王春元
莎士比亚的一位剧中人说过：“人类是多么美丽！啊！大好的新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我读罢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十月》1982年第6期），在心灵剧烈震颤之余，不由得想起了这深情赞美人的诗句。
这部作品写的是我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步兵连队，在自卫还击战中的战斗进程和战前战后的营地生活。在这个跟当代实际生活很贴近的艺术天地里，我们逐渐结识了连长梁三喜、指导员赵蒙生、副连长靳开来、战士薛凯华、金小柱等，以及绰号叫“雷神爷”的雷军长，梁三喜的妈妈梁大娘和他的妻子韩玉秀。他们都是为建树民族伟业而奉献出自己一切的人，又是有血有肉、有长处也有短处的活生生的人。由于新时代曙光的映照，命运之梭的穿织，使他们得遇机缘，用自己闪光的年华，沉郁的思考，无边的至爱深情，来建筑当代人类精神的巍峨宫殿。
战争题材的作品，当然缺不了战争场面的描写，这部小说也不例外。但它没有迷恋于战役过程的纪录，也没有陷入“战壕真实”的盲目追求，而是从连队的战斗生活出发，从构成生活主体的人出发，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去追踪社会主义新人在各自的生活道路上前进的足迹；在典型的情境中，去剖析“这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奥秘，从而显示了正在确立中的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展现了成长中的一代新人性格发展的艰难历程。
一
《高山下的花环》是一曲悲壮的颂歌，但是，它不回避矛盾，而是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勇敢地、正面地剖析了现实中尖锐的矛盾，这对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小说主人公之一的赵蒙生，原是军政治部宣传处的干事，刚刚下到某团九连任指导员。但这不是正常的工作调动，而是搞了一套“曲线调动”的把戏。导演这出戏的正是他的妈妈吴爽——一位“三八”式的部队老干部。她想把儿子赵蒙生跨军区调回身边，但她担心刚正不阿的雷军长反对，便只好打通别的关系，把儿子先调离军部，以便俟机转调。
在这出小小的闹剧里，赵蒙生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正如他后来在痛悔自责的那样：“指导员——党代表，我是在亵渎这神圣而光荣的称号啊！”是的，他们母子亵渎了我军的光荣传统，也亵渎了自己的人格。更令人惋惜的是，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感到这是亵渎，赵蒙生居然以“常常为有妈妈这样的大树做为荫庇，感到莫大的幸福和自豪”！
当然，这无损于我们伟大军队的整体。我们的连队依然是坚强的堡垒，广大指战员仍然无愧于他们光荣的天职。无论是连长梁三喜、炮排排长（后来提升为副连长）靳开来，或是司号员金小柱以及其他年轻的战士，“位卑未敢忘忧国”，从来都是把自己的连队当作捍卫祖国尊严的钢铁长城的一角。九连在连长梁三喜的严以带兵、宽以待人的革命军风的率领下，干部与战士、兵与兵之间充满了富有人情味的和革命情谊的战友关系。对于这个战斗集体，赵蒙生是陌生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他和连队之间似乎隔着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高墙，他感到自己同周围的人与事均处于某种疏远化状态，而且是双重的疏远化：作为指导员，他不但不称职，而且根本不想去称职。在梁三喜、靳开来、金小柱以及后来的战士薛凯华等当作人生的庄严岗哨、革命熔炉的地方，对赵蒙生说来，只不过是谋一己私利的跳板。作为人，他的精神世界处于封闭状态，他感到同周围的人没有互相依存的内在的联系，经常被一种朦胧的优越感所笼罩。
为什么一个诞生于战火纷飞的沂蒙山区，吸吮着劳动人民的乳汁呀呀学语，红旗下长大，“全家兵”环境里熏陶出来的“军人的儿子”，竟如此疏远，如此冷漠地对待自己的队伍、战友、兄弟、同胞？作者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没有采取息事宁人的庸人态度，没有走阻力最小、安全系数最大的路，而选择了一条忠于生活的路，一条勇于直面矛盾的尖锐性，勇于凿透冻土层，开掘生活真理的路。
作者笔下的赵蒙生是本质善良，胸中不乏正义感的年轻人，但是，过于优越的生活条件，特别是他母亲那一套利用关系搞特殊化的庸俗作风，使他的精神受到了扭曲和污染。当然，赵蒙生的母亲也并非生来如此，她也有过出生入死，熠熠生辉的战斗岁月。然而，无论是谁，总归逃不脱周围环境、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对他的改造。十年动乱，造成了各种精神的病毒宜于繁殖、便于传播的恶境，使一些人的精神结构发生了退婴变化，那些在过去严肃的岁月中处于受抑制状态的利己主义的人性沉渣，一经搅动，便漫然泛起。心地麻木，讲求“实惠”，不同程度地失去了人的尊严，就是这些人的一个可悲的共同特点。不幸，赵蒙生母子暂时受感染的也正是这种“病”。
生活是严峻的，但也是健强的。赵蒙生母子的错误行径，惹火了军长“雷神爷”，就在战前的一次会上，爆发了一场真正的电闪雷鸣：
“我的大炮就要万炮轰鸣，我的装甲车就要隆隆开进！我的千军万马就要去杀敌！就要去拚命！就要去流血！！可刚才，有那么个神通广大的贵妇人，她竟有本事从几千里之外，把电话要到我这前沿指挥所！……她来电话是让我给她儿子开后门，让我关照关照她儿子！……她真是狗胆包天！……我雷某不管她是天老爷的夫人，还是地老爷的太太，走后门，谁敢把后门走到我这流血牺牲的战场上，没二话，我雷某要让她儿子第一个扛上炸药包，去炸碉堡！”
雷军长雄狮般的怒吼，战士们山呼海啸般的掌声，震撼了赵蒙生灵魂深处的锈损了的尊严，他第一次感到无地自容的耻辱在残酷地惩罚他：“奇耻大辱，大辱奇耻，如毒蛇之齿，撕咬着我的心！……我晓得人间有羞耻！我，我要捍卫人的起码尊严，我要捍卫将军后代的起码的尊严！！
这时，仅仅是这时，赵蒙生才猛然惊醒，开始懂得一点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军人的尊严！因为他第一次意识到在他的胸膛里还在剧烈跳动着一颗懂得羞耻的心。马克思说，羞耻本身就是一种革命，耻辱感是一种内向的愤怒。那么，一个将门之子的正义的愤怒，难道就不能出英雄吗？！
回答是肯定的。
二
《高山下的花环》以健康、朴实的笔触，从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秘密及其发展着手，塑造了一群“位卑未敢忘忧国”，外表平凡而心灵美好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战幕拉开。九连受命为尖刀连，向敌阵纵深打穿插。任务光荣，但谁都明白，前面将是一场难以估量的恶战。
绰号“牢骚大王”的副连长靳开来怀着慷慨赴难的必死决心，争取带尖刀排的英雄行为和在关键时刻一心为战友着想的高风亮节，给赵蒙生的触动很大，他似乎直到此刻才初次意识到，什么是崇高，什么是渺小，于是，一种对战友、对祖国、对本职岗位的责任感油然而生。而小金等战士的牺牲，则使赵蒙生心头萌生的责任感愈来愈强烈。跟随他的司号员金小柱为了帮助战友，超负荷背运装备，不幸累死在阵地上。赵蒙生在悲悼之余心中暗暗对死者痛表心迹：“我年龄几乎比他大一倍，可我……小金呀，原谅我吧，我不会是个永远都不称职的指导员！”
可以看出，此时此刻的赵蒙生完全能从小金和其他战友的壮烈殉职中，得到宝贵的启示，他醒悟到职位高低，年龄大小，出身贵贱并不能标定一个人的真实价值；一个称职而又尽职的司号员较之于一个既不称职又不尽职的指导员，不知要高多少倍！
在怎样看待副连长靳开来的为人及其牺牲的意义上，存在着不同观点。靳开来为了替干渴得就要失去战斗力的战友们，冒险弄捆甘蔗而牺牲了。评功时，赵蒙生为他请功，但有人不同意，说：“靳开来此人，思想境界一贯不高，是个牢骚大王”。并说，他是为一捆甘蔗死的，“死得不值得”。但赵蒙生和活下来的战友们坚决反对这种看法，认为：“不管别人怎么说，副连长在我们九连的心目中，永远是大义凛然的英雄！没有他搞来的那捆甘蔗，我们当时都渴晕了，我们能攻上364高地主峰吗？！”很明显，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尽相同的英雄观和人的价值观。我们完全赞同赵蒙生等人的看法，也认为凡在正义事业中，在生死线上无私尽职乃至忘我殉职的人，就是英雄，而不在于他生来多么完美无缺。
基于这样的认识，赵蒙生作为指导员，他特别尊重那些要求火线入党的战士。他体会到，“受命于危难之际”，在死亡线上要求入党，“绝不是去领取一张谋取私利的通行证，而是准备向党献出一腔热血”，是在尽一个战士最崇高的职责。
基于这样的认识，赵蒙生得以在战场上迅速成长起来，他现在已不再简单地满足于以“洗净耻辱”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撑点了，而是庄严地用尽战士的职责来激励自己。他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追随连长梁三喜的英雄足迹：“都是爹娘生的，连长梁三喜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去做的事，我这当指导员的也应照着去做，才算称职！”赵蒙生这样想也这样做了。
战争以在平时无法与之相比的强大的创造力，把一个曾被军长和战友骂上战场的平庸的人，重新塑造成一个有种的勇士，此中奥秘，用赵蒙生自己的话说，“那是烈士们用热血净化了我的灵魂”。是的，赵蒙生的话并没有夸大。在敌人阵地上，梁三喜为了掩护赵蒙生竟遭敌暗害，弥留之际，他指着那喷血的左胸上的衣袋，只留下一句没说完的话：“这里……有我……一张欠帐单……”啊，一张血染的欠帐单。
几年来，这血染的欠帐单一直象沂蒙山中那古老的碾盘一样，重压在赵蒙生的心上。他痛苦，正因为他深深地理解：为什么烈士最后遗憾于人世的竟是那么一张近乎琐事的欠帐单！他更深深地懂得，那位赤胆忠心、凛然无畏的民族忠魂跟这张血染的欠帐单之间有着令人心酸的内在联系。这一切，还是让小说本身向我们讲述吧：
梁三喜家住沂蒙山区老根据地，妈妈梁大娘，老妇救会长，为革命献出了一切，没讲过条件；大哥给八路军当小交通员，十二岁上就殉了职；父亲在“批林批孔”那年气病了。为了给父亲治病，梁三喜在部队生活俭朴到了极点，还得东挪西借，那后来被鲜血浸红了的欠帐单也就这么留下了。出征前夕，三喜在写给妻子的信里，也照抄了一份欠帐单，并殷殷叮嘱妻子，万一他牺牲了，“人死帐不能死”。三喜牺牲后，梁大娘和玉秀遵照死者遗嘱，坚持清还欠债。无论大家怎样哀求劝阻，大娘只是悲痛地说：死者的话是绝对不能违的！
请看，整整两代人，为革命，为人民，为祖国，默默地献出了自己的瓌宝。他们不仅用小米和乳汁养育了革命，还把自己的亲人一个个奉献给了国家，奉献给了战争，而留给自己的依然是超负荷的艰难。他们没叫一声苦，没喊一声冤，不图答谢，不图报恩，而是把这看作是为庄户人的天职。当九连战士送别梁大娘离队回乡时，目睹祖孙三代孤儿寡母的情景，不禁潸然泪下。就在这时，“梁大娘站起来：‘莫哭……庄稼人种地，也得流几碗汗擦破点皮，打江山保江山，哪有不流血的呀！三喜他为国家死的，他死得值的……’”
啊，沂蒙山的母亲！此情此景，一切对您的颂歌都成多余。我只想告诉我的朋友们，请记住：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我们的上帝，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
人们常说，真正的人间至爱不是索取，不是等价交换，而是无偿的给予，无言的奉献。这话很对。不过照我看来，只有我们民族的忠诚儿女，即如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又如生活中已死的和活着的蒋筑英、罗健夫，正是这些纯粹的人，才真正拥有那种象海洋一般深沉无私的爱。他们爱真理、爱国家、爱人民、爱亲人、爱战友。这种高境界的爱，主要不是表现为感情的、心理的某种状态，而是纯化为庄严的职责感。它体现在我们时代的新人身上，已成为精神生活的内在需要。春蚕既死，余丝未尽；鞠躬尽瘁，死而犹存——如此至情至诚的崇高心境，使他们永远有尽不完的职责，直到生命垂危之际，使之拳拳然眷恋于人世间者，仍是那未尽的职，未了的情。是啊，“人死帐不能死”。三喜之不能忘怀于一张血染的欠帐单，靳开来之所以留最后一瞥于“全家福”的照片，正是那蕴蓄在烈士心头的深沉肃穆的职责感在闪出最后一次神圣的光辉啊！
三
《高山下的花环》感人至深，同作者巨大而深沉的热情是分不开的。作者不但怀着深厚的感情描写那些顶天立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带着同样强烈灼人的热情，无情地揭示矛盾的尖锐性，无情地剖析发展中的英雄人物心灵的复杂性。这叫寓热情于无情。作者在处理赵蒙生的心理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他用一双火样的热情的眼睛，无情地审视着人物内心精神迭变的轨迹，爱其所是，恶其所非，一点也不含糊，就象雷军长的“甩帽”、怒斥吴爽等场面所显示的那样，道是无情却有情，其实，这是真正的巨大的革命热情的独特表现。
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能在深厚的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给人以净化灵魂，冶炼人性，提高境界，振奋人心的审美力量、思想力量和道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