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江丰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悼江丰
丁玲
我认识江丰，是三十年代初在上海。一天夜晚，为了去拿新出版的《文学导报》，我来到北四川路一个小弄堂里找适夷。在那间又小又黑的房子里，除了适夷，我还看见一个沉默的青年。小屋子里摊两张床，已经够挤了，床前面的地上还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木块。我问这是干什么的？适夷说是准备刻画用的，有些是刻坏了的木板。我望了那青年一眼，那青年也望望我。适夷便给我们介绍，哦！原来是跟鲁迅学习木刻的江丰。鲁迅不会木刻，鲁迅提倡木刻；一些青年在鲁迅支持下学木刻，江丰是其中的一个。
这个青年，看起来有点羞涩，见人也不说一句话，躲在黑屋子里埋头工作。适夷告诉我，他是一个工人的儿子，很穷苦，很用功，很忠诚，喜欢美术，要求革命，他是左翼“美联”的成员。现在他住在这里，借一席之地学木刻，同时帮助适夷跑腿，常常陪适夷通夜守在印刷所等印出来的《文学导报》，天不亮就赶快拿走；印刷厂老板怕天亮以后警察来查，给老板添麻烦。
江丰那时给我的印象就很好。他出生在上海，却一点浮华和精灵的气味都没有。他喜欢美术，勤学苦练，却没有一般艺术家的风流派头。他是一个革命者，不夸夸其谈，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你能感到的这个人是如此朴实、如此诚恳、如此亲切，是一个可靠的人；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
过了一些年，我们在延安又见面了。他那时在鲁迅艺术学院担任美术系主任，特地来文协山上看我。我们过去虽有一两次见面，却没有交谈过。现在我们象两个老朋友那样亲热地坐在小窑洞里。这次他说话了，说了鲁迅，说了雪峰，说了适夷，还说了一两个他认识我也认识的人。我听说他坐过牢，但他却一句也没有说；他可能也知道我的一些坎坷经历，却一句也不问。尽管这次他还是谈得少，但我感到他成熟了，他想得很多，他知道得也很多。他给我看他的木刻作品，我觉得很好。
后来他常来文协，大半是来看艾青或是李又然，偶然也来看我，谈的多半是关于他的学生的事，谈这些新艺术的萌芽，谈他们的成绩。这时，我们仍象两朵浮云，偶然相遇，又忽尔分开，彼此相知太少。我们从来没谈过个人的事情。他在我的感觉中，仍然是如此淳朴、如此忠厚、如此扎实，的确是一个好党员。他决不向人表示什么私人感情，也决不会恭维人，拍马屁、烧香、拜老头子、拉拉扯扯，他与这些无缘。他是一个认真的人，对党是这样，对朋友是这样，对艺术也是这样。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们先后到了华北张家口。他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当主任，好象更忙了。我们几乎只有见面的缘分，而很少谈话的机会。偶尔他拿几张画给我看，向我讲这些画的优缺点。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都各有职守，见面更少了。六、七年中他来过我家里两次，每次来都坐得不长，好象是因为许久不见才来看看的。我也从来没有把他当作客人招待，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来了总是谈点美术，我好象一个学生，听他谈的时候多，觉得他是很有见解的。党把一个工人的儿子培养成这样好的干部，而他个人的努力，个人的言行操守，使他能成为一个毫无愧色的人民的美术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我是很感动的。
1957年的夏天，我们一次在艾青家里偶然相遇，我们已有一年多或两年没有见面了。他不会不知道一年多来，社会上散播的对我的闲言碎语。但江丰是一个不喜欢背后叽叽喳喳的人，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一同去北京饭店便餐，仍象过去几十年一样，谁也没有谈个人的事。从此以后的20多年，我们没有再见面，真正是相忘于江湖。但我是相信他的，我是不为他担心的。江丰，江丰！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彼此的下落和生死存亡。有时只偶然听到一点关于你的境遇的消息，引起我那末一丝愁绪，但又转瞬逝去，空留一声叹息。我们只能把一切属于感情的东西，甚至一点美好的愿望都压在心底。但我们总算过来了。
1979年1月，我从山西回到北京检查身体，你到文化部招待所来看我们，我们紧紧握着双手，彼此端详，我们都很激动，我们没有打问彼此的情况，有什么要问的呢？现在你能来看我，不是已经说明了一切，而且不是一切都开始变好了吗？真正的共产党员永远向前看，站稳脚跟，埋头苦干就是了。后来你回美术学院又当了院长，我想象得出你的忙碌，和你在工作上的困难，我们又很少见面了。尽管八十年代，我们同住在一栋大楼，我们也很少串门。我听到有些人，背后说你保守，思想僵化，说你倔强，甚至在老熟人中也有人对你不满。同时我也听到更多的人，有的是你过去的学生，说你爱护他们，称赞你热情、耿直、正派。这些都在意料中，我不以为奇。我只担心你的身体，我知道你近年患有心脏病。我希望你能多活几年，为人民服务，为党工作。我们需要象你这样的人，多一个就多一分力量。
今年春天，我读到江丰一篇谈现实主义美术的论文。我同意他的看法。我不懂美术，更不懂美术中的流派。但我是一个普通人，凡普通人都喜欢美术，我是喜欢欣赏美术的一个普通人。我总希望我所看到的画是能欣赏、能懂，至少是以我的水平，再加上一点特别努力而能懂，能接受的。有的人把女人的脸画得很丑，要我承认是美，我是没有办法的。有的画，又象人，又象兽，又象机器，我也能勉强看明白，也许人与兽之间本有相通之处罢？但我总希望在人兽中间要表现出他们美的东西，而不单是以裸露匪夷所思的丑恶为能事就行了。我们普通人只能接受现实生活中引起美感，引起遐想的东西，而不易理解一些想入非非的荒唐怪诞的东西。江丰的文章大约是为普通人说了话，所以，我觉得很容易理解。
后来，传说他曾因为推荐一个青年油画家的画，竟惹恼了一些人。我自然理解，这或者是因为文艺见解的不一致，也可能还有别的什么比较微妙、复杂，不易捉摸的关系。但这大概不是江丰所愿意、所能够应付的。更不是我能理解的。我只能以自己处理生活的哲学，就是既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更要有一颗慧悟的心灵，既要“有为”，又“有所不为”，能退能进，可急可缓，我以此劝勉病中的江丰。江丰很简单，他回答说：“我是一个战士，就要死在战场上。”从这一句话，我更敬爱他，我看出了他的决心，也看得出他可能得到的后果。
今年8月底，我从大连回来，列席党的十二大会议，知道他果然又进过几次医院，我几次想去看看他，都没有抽出时间。9月11日的晚上，江丰逝世前两天，他忽然来看我了，沉静地坐在沙发上。我问他身体怎样？他说不怎么好，休克过几次了。一次是在会上发言，总算抢救及时，活了过来。听后我更为他担心，我诚恳地劝他无论如何，不要再出去参加会议，学院的事也要少管，要准备交班。他有点黯然，点了一点头，又很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完全不去还是不行啊！”他没有坐好久，就走了。12号是星期天，我遇见他的妻子路老师，我叮咛她好好照顾江丰，要劝他，管他，只让他在家休息养病。可是13日的下午，我们便接到他家人的电话，说江丰在当天美协举行学习“十二大”文件的座谈会上，发言时又猝然倒下，这次抢救无效，他永远地倒下了。我听后只觉得天旋地转，难道这是真的吗？我到他家去，但见一切依旧，只是人去楼空。江丰，江丰！我满心想埋怨你，但我能怨你吗？你总算实践了自己的誓愿，“战士应该死在战场上”。可是我们还必须战斗的人，正在战斗着的人，却不能不因为你的牺牲而引起无尽的思考。悲伤有什么用呢？
我最后看到你时，你是那么安详地躺在那里，你的面容透露出坚强和自信。肃立在你的遗体面前，我不得不想：“那天晚上你来看我只是为了来向我告别吗？你一定预感到什么了，可你还是不说，不顾。你只是要把心摊在同志们面前；把意见留在会议上去发表。难道你一丝一毫也不考虑自己的几次可怕的晕厥吗？”站在你的遗体面前，我不愿离开。我后悔我们过去谈得太少，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了解（我以为我们是非常了解）和更多的照顾（我以为我们都是无须照顾的）。但后悔有什么用呢？
你在座谈会上临终前的讲话录音，我已经听过两次了。你的上海土话，我不十分听得懂，听得清，但你的声音，你讲话的气势，都使我十分亲切地感到你的为人，你的存在。这声音将永远在我的脑中回旋，鼓舞着我继续和人民一起，战斗不息。
1982．12．13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