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历史小说巡礼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新时期历史小说巡礼
吴秀明
粉碎“四人帮”后，多年被冷淡了的历史小说，凭借着思想解放运动潮流的推动和“百花齐放”、“古为今用”方针的贯彻，活跃、繁荣起来了。当然，仅仅谈论作品数量并不能说明历史小说的发展和成就的高下，重要的还是作品所达到的思想艺术质量，作品对历史生活所作的深广概括，作品在人民群众中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我们所以重视历史小说，也恰恰是因为它在思想艺术质量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表现出了众所公认的成就和特色。
新时期历史小说，从总体上看，从艺术追求看，正视严酷的史实，探讨发人深思的教训是它的主流。我们高兴地看到，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随着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越来越多的作者把历史拿到实践这个严正的审判台前，或于众所熟悉的题材中发掘使人猛醒的新意，或于“未开垦的处女地”上提炼令人颤栗的主题思想。这样的作品为数不少，长篇如《李自成》、《戊戌喋血记》、《金瓯缺》，中篇如《天京之变》、《三人行》，短篇如《鸡肋》、《最后的恩赐》、《金缕曲》等。它们题材各异，主题各有深浅，手法各有千秋，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是简单化照搬历史，而是站在一个新的思想高度，善于从大至一个时代，一场运动，小至一个片段，一种意念中，提出尖锐深刻的社会历史问题。在这方面，我觉得任光椿的长篇小说《戊戌喋血记》和李晴的中篇小说《天京之变》，是有特色的。
《戊戌喋血记》在艺术上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最主要是结尾部分拖长），但发表后却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戊戌变法的问题，自从不公正地批判了影片《清宫秘史》以后，曾被彻底否定。这个案今天当然要翻。但如果仅仅为翻案而翻案，没有较深的立意，那么时过境迁，很会被人们所忘却的。《戊戌喋血记》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努力从历史材料中发掘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为今天现实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小说开头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描写，揭示了一个提挈全书的严肃课题：贫穷落后就要挨打受欺，这就超过了一般的政治“翻案文章”，而使作品的主题思想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描写维新党人与慈禧、刚毅为首的顽固派斗争的同时，作者也写及义和团对维新党人的无情打击，这是很有深意和力度的。改革者为了愚昧的群众奋斗牺牲，愚昧的群众反因愚昧的见解和改革者“对着干”，这是何等令人痛心和沉思呵！它使我们感到封建遗毒的沉重可怕，从而悟出改革的艰难，反封建的重要。
《天京之变》尽管某些描写不免粗糙直露，但仍不失为一部别有深意的作品。反映农民起义的作品，过去往往在“胜利”上兜圈子，在“歌颂”上下功夫，写到蜕变，写到失败，就哗一下过去了。《天京之变》不仅别开生面地正面展示农民政权得而复失的整体和原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且“切入”到历史生活的底蕴，从洪秀全、杨秀清等几个农民领袖异化蜕变的思想性格中，探究和总结农民政权功败垂成的“肇祸之源”：一个是安富尊荣的“小天堂”生活腐蚀了他们的心灵，一个是“咁大权能”的万岁宝座使他们骨肉相残，走向毁灭。我们从这里认识到了封建迷信、绝对君权、争权夺利、分崩离析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别的作者还没有发掘或发掘得不够的。近年来的许多历史小说所以在广大群众中引起深切的共鸣和热烈的关切，是因为它们在主题提炼和历史生活深度挖掘方面，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我们时代千百万群众的“感情、意见、企图和希望”，对今天现实有着强烈的警策作用。
其次是典型塑造方面，创造出千姿百态、丰富多采的人物形象。封建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各行各业、三教九流的人物，无论是农民义军的领袖、将领，还是皇帝、藩王、勋戚、太监、豪绅；无论是文人学士、医卜星相、船工盐商、倡优艺伎，还是外国侵略者、冒险家、洋行经理、神甫修女等等，都被我们的作家摄进了作品里。有些带“史诗”规模的历史长篇，写到的人物更是达到几百个，每部作品简直就是一座辉煌宏大、群像壁立的人物博览馆。其中有些形象达到了血肉丰满、呼之欲出的境界。
新时期历史小说人物塑造的丰富性，不仅表现在对整个封建社会现实关系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作了高度概括，而且也反映在对同一个阶级、阶层、类型中的人物进行了多样化的描写。如：同是农民领袖，《李自成》中的李自成与张献忠、罗汝才，《风萧萧》、《九月菊》中的黄巢与王仙芝就大不一样；同是帝王将相，《李自成》中的崇祯与福王、杨嗣昌与熊文灿，《金瓯缺》中的宋徽宗与金太祖、耶律大石与李处温就迥然有别。这种多样化的描写，不仅使人物在“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有助于塑造姿态各异的人物形象，而且也十分符合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试想：如果《李自成》、《风萧萧》、《九月菊》只写李自成、黄巢而不写张献忠、罗汝才、王仙芝，那么就难以显示农民起义军的复杂性，如果只写福王、熊文灿、薛崇而不写崇祯、杨嗣昌、郑畋，那么封建政权就显得不堪一击，因而也就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不难看出，描写同一类别人物多样化的意义，不只在于形象本身的开拓和扩充，也必然决定着寄寓形象之中的作品的真实性和思想意义。
历史小说人物塑造的丰富性，还表现在对单个的人的创造，追求立体而不平面，多样而不单一的性格描写。这方面，《李自成》第三卷中慧梅的形象写得很出色。作者大胆率真地揭示了她在夫妻“私事”与革命“公事”发生尖锐冲突下交织错综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显现出一个善良多情而又刚强决绝的女性多色调的感情、情绪、境界的全部复杂性。她一方面恨丈夫忘恩负义，叛逃李自成，一方面又对李自成派兵追来感到惶恐不安，害怕丈夫死在战场上；一方面愤怒责骂丈夫“狼心狗肺”，甚至拔剑相向，一方面又对他温柔体贴，表示只要能保住“官人”，甘心情愿到闯王和高夫人面前跪下七天七夜……象慧梅这样具有丰富深邃思想性格内涵的形象，在《李自成》、《戊戌喋血记》、《金瓯缺》等作品中还可举出不少。
在艺术形式和风格方面，不少作家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从题材选择、形象塑造、结构故事到语言运用，乃至构成作品整体的艺术面貌上，都鲜明地打上了自己个人艺术气质和艺术追求的印记。如象姚雪垠的《李自成》，笔力雄健壮阔，色彩奇伟瑰丽，结构和描写上纵横捭阖，疏密相间，浓淡有致。端木蕻良的《曹雪芹》，行文走笔，明丽工细，挥洒自如；镜头广角，历历如绘。周熙的《一百零三天》简约凝练，节奏明快紧凑；徐兴业的《金瓯缺》细密潇洒，谨严活泼，熔叙事、抒情和议论于一炉；凌力的《星星草》豪迈而细腻，壮丽而俊逸。同是描写唐末农民起义，蒋和森的《风萧萧》讲求历史真实，以淡见浓，典雅清丽；杨书案的《九月菊》偏重于艺术创造，文采飞扬。肖军的《吴越春秋史话》挟风带火，富有传奇色影。鲍昌的《庚子风云》舒展曼衍，恬淡自然。另外如张笑天的《永宁碑》、刘亚洲的《秦时月》，也都有自己的特色。
在充分肯定历史小说成就的前提下，也要看到其中存在的一些缺点。除了只重视写“史”、写“事”而不注重写人；缺乏深意、手法雷同、语言陈旧等以外，主要表现有以下二点。第一，“长”风可畏。无论短篇、中篇或长篇，字数和篇幅都越拉越长，结果影响了作品的社会效果。第二，真实性不足，目前突出的表现，一是对英雄人物从思想到行为人为“拔高”、过于理想化的倾向相当普遍；二是人情风俗、生活细节的描写，一些作品错乱颠倒，颇多失真，一些作品则极力回避，绕开不写。结果给作品的艺术形象和生活画面上抹下了虚伪的痕迹。
历史小说还需要发展，还需要更多的同志参加到这一行列里来作不懈的努力。但也要防止这样一种倾向：大家一窝蜂都去写历史小说，而忽视现实生活题材。这种倾向，在前一阶段是存在的。原因就在于有的同志把历史小说创作看得过于简单，以为现实题材难把握；历史题材既已有定论，又有基本的故事梗概，政治上保险无误，容易获得成功。这种为回避现实矛盾、走捷径而写历史小说的作法，既影响了现实题材小说的创作，也无助于历史小说的发展，不足为取。我们在强调题材多样化的同时，还应提倡作家多写现实题材，这在当前是尤为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