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让这样软抗硬顶上级决定的县委“过关”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调查汇报

能让这样软抗硬顶上级决定的县委“过关”吗？
本报记者　金德龙
收到纪正、郑风同志的来信后，1982年10月，记者去湖南调查。就在这时，湖南省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安乡县清退“农转非”的“经验”。一个月以前，湖南省委纪委的《纪检通讯》上，刊登了安乡县委纠正“农转非”等不正之风的文章。这是怎么回事呢？
缺口越冲越大
1979年开春前后，安乡县委指示有关部门“抓住时机”，把领导干部的亲属从农村迁入城镇，而且“办得越快越好”。不久，县委常委会同意县委组织部提名照顾的24名干部子女由农村迁入城镇。第二天，县委常委会又指示公安局、粮食局再将48名领导干部的亲属转为非农业人口。
开始还是县委常委会讨论定名单，不久，县里几个负责人就自己批开了条子。光县委副书记余斌批办的不符合政策由农村转为城镇户口的就有15人。县委领导人可以批，公安局、粮食局负责人也可以批。上级这样干，下属跟着学，一直发展到公社党委书记批，粮站站长和粮站支部书记批，甚至粮食系统的计统员也批了起来。你批，我批，大家都批，“农转非”风愈刮愈大。
这些干部亲属“农转非”的“理由”是什么呢？县委常委张元生要将二十五岁的侄女转为城镇户口，“理由”是其兄5个儿女“没有一人参加工作”；县委常委汤胜保强调十八岁的儿子“生活无人照料”，就要改变他的农村户口；……真是无奇不有。干部的这种作为，引起了连锁反应。一些长期逗留城镇的农业人口要求解决城镇粮户关系；在农村的干部、职工家属要求进城；已在农村安家的知青要求回城；部分复退军人已作过一次性安置，也要求“农转非”；……缺口越冲越大。群众十分不满，纷纷向省、地领导机关反映。
只是口头应付
1979年6月，常德地委纪委组成调查组来县调查，认为不符合“农转非”政策的共1，530人。调查组认为，凡不符合政策的，一定要限期退回。地委同意了这个意见。在调查组的督促下，县公安局、粮食局联合发出通知，首批清退了616人。8月7日，地委纪委调查组撤离了。
就在调查组撤离的第二天，安乡县委常委学习省里的有关文件时，竟然曲解文中“可办可不办”的精神，认为除骗取城镇户口的83人应清退外，其他人都“合法”。因此，尽管地委纪委三天一次电话催问清退进度，县委只是口头应付。
9月19日，省里几位负责同志研究了常德地委纪委的调查报告，认为报告中提出的处理意见是对的，批评了安乡县委处理问题不彻底。省纪委说明了“可办可不办”，就是按国务院的文件办，不合政策的一律要清退。这时，安乡县委常委会才作出决议：“坚决执行省纪委的批复。”可是，11月15日县委向省、地委写的检查报告中，却修改了上述决议，说什么要清退的人中，427人有实际问题，要求不再改变他们的城镇粮户关系。地委对此未置可否。县委当即指示有关部门给另一部分人下发了清退通知。
通知虽然下了，下面执行得如何？县委根本不加过问。县委纪委多次要求检查清退工作，县委有关领导人却说：“这坨屎放着不臭，何必挑起臭呢！”
假清退的内幕
1981年4月，《湖南日报》将反映这个县粮食局局长严钦泽问题的群众来信印成清样，寄给有关部门，县委纪委这才着手调查。严钦泽于1978年7月任县粮食局局长，在任职期间，他有8名亲属违反政策“农转非”了。严钦泽的问题还未结案，又有人揭发了粮食局副局长贺苗的问题，还把这个县假清退的内幕全部揭露了。这一年7月，地委再派调查组去安乡。他们发现，贺苗在1979年清退通知下发后，又擅自批准24人“农转非”。在他的影响下，粮食局单方批准48人“农转非”，其中39人是已经清退的。同时，调查组还发现不少领导干部的亲属应退未退。县委、县人民政府、县人大常委会的负责人汤胜保、王立祥、张元生、李涛白的亲属不仅应退未退，还都被招为国家正式职工。县财办副主任周国瑞在任公社党委书记期间，将妻子和4个孩子全部“农转非”。清退通知下发后，他用迁往外地、招工等办法一个未退。县委办公室主任汪海波弄虚作假，将在农村参军的儿子安排到全民所有制单位。
上面如此，怎样去纠正下面呢？安成、安德等6个公社，应清退267人。除名义上清退26人外，其余均由所在公社党委批准，陆续恢复了城镇粮户关系。被清退的26人中，有20人改吃各种供销粮。
8月，地委清理“农转非”领导小组重申了地纪委提出的关于处理安乡县“农转非”的意见是正确的。明确规定：凡是当时确定清退的，一般都得维持原议。地委副书记郭春荣当即给安乡县委书记李才鉴打电话，转告了上述意见，责成县委处理好这一问题。
但是，安乡县委并没有付之行动。一个月后，地委书记刘佳时把县委书记李才鉴、县长罗贻斌找去，敦促他们解决“农转非”问题。10月上旬，地委清理“农转非”领导小组派了两个同志去安乡，又蹲了一个星期。在地委的督促下，县委有关领导人作了自我批评。汤胜保、王立祥、张元生、李涛白、汪海波等人的亲属的城镇户口、粮食关系和招工指标被注销了。群众高兴地说：“这下皮匠的锥子当针（真）了！”
又搞了一次骗局
可是，安乡县清退“农转非”的工作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似乎清退了几个县里领导干部的亲属，工作就结束了。群众深感不满。1982年2月，群众继续向省委纪委写信，反映安乡县委又搞了一次骗局。3月，地委书记刘佳时率领13人的工作组去安乡。刘佳时同志严肃地批评了县委。工作组离开安乡时，县委领导同志表示：坚决处理好“农转非”问题。
省委纪委得知安乡县委注销了大批人的城镇粮户关系，6月份派专人赶去总结“经验”。但是，省纪委的同志前脚刚走，安乡县便由“大清退”变为“大回收”。7月2日，县委清理“农转非”领导小组竟批准154人“农转非”；8月2日，又同意了223人转为城镇户口；9月24日、10月6日，又让129人迁入城镇；加上以前批的，共有521人恢复了城镇粮户关系。还有101 人也经县委清理“农转非”领导小组审查，同意“农转非”了，准备报县委审批。直到记者调查时，县委才决定停止审查。现在，申请保留城镇户口的报告有600多份，只有11份签了“不同意转”的字样。
安乡县委清理“农转非”办公室的负责同志说，三年来，安乡县回到农村的只有136人。但他们的吃粮性质、去向均不清楚。现在，除了地委纪委审定要清退的1，530人外，又有大批人没经“合法”手续而“农转非”了，已发现转为城镇户口的就有126人，其中35人已被招了工。
为了解决安乡县“农转非”的问题，上级可谓下了大功夫，花了大力气。可是，安乡县委却敢于我行我素！好象他们已经有了“经验”，似乎“顶住就能过关”！真能过关吗？象安乡县这样，对中央的政策阳奉阴违，对上级党组织软抗硬顶，难道对他们就毫无办法吗？难道真让他们“顶过关”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