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牵动人心的民主讨论——北京化工三厂开展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教育的调查报告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一场牵动人心的民主讨论
——北京化工三厂开展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教育的调查报告
新华社记者　施宝华　黄　威
八十年代的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怎样做？北京化工三厂根据青年职工爱思索而又不善于思索，不盲从不迷信而又表现出一定盲目性的思想特点，改变过去“我说你服”、“我打你通”的老一套做法，采用群众性的民主讨论和自我教育的方法，激发了青年工人追求真理、分辨是非的热情，进一步增进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
从1982年下半年起，北京化工三厂开展了一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问题的民主讨论。这场讨论牵动人心，震动全厂。
不能绕开矛盾走
1982年上半年，化工三厂在开展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时，职工们对热爱祖国这一条接受很快，但不少人却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出了疑问：社会主义好，为什么我国经济还那么落后？为什么人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一些党、团干部和老工人想通过今昔对比帮助这些职工提高认识，有的青年职工却说：“拿新中国同旧中国纵着比，我们服气，可是你们敢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横着比吗？”
化工三厂的党团组织感到，在这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面前，我们应当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敢于碰硬，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职工们分清是非。于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思想教育活动在全厂逐步开展起来了。
要用新方法解决新问题
教育活动开展之初，厂里给职工们做报告，讲道理，有的青年工人一听就皱眉头：“老一套，没戏！”有的人甚至泡病号不参加，勉强参加的人有机会就溜号，会开了一半，人溜了一半。少数青年工人对干部说：“这样搞，你们讲累了，我们也听睡了，算了吧！”有些青年就对干部说：“你们光是自己讲大道理，可跟我们想的不对号。我们憋着一肚子的话想说，为什么不让我们讲话呢？”
这些情况提醒工厂的党、团组织：现在，我们的许多青年往往爱思索又不善于思索，不盲从、不迷信却又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同时强烈要求人们信任和尊重他们。要改变过去经常沿用的那种“我说你服”、“我打你通”的老一套思想工作的做法，必须代之以民主讨论的教育方法。就是说，让职工们讲话，谁有什么问题想不通都可以摆出来，保证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干部和职工、党团员和群众平等地开展讨论，大家通过一起摆事实，讲道理，解决存在的问题。
思想“扣子”解开了
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问题上，职工们提出的疑问有100多个，其中最多、也是被认为最难解的“扣子”是：既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为什么生产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高？仪电车间青年女工顾军飞提出：“我从电影、电视里看到，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到处是摩天大楼和高速公路，对照起来，我们的城市不如人家，怎么能说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呢？”储运科青年工人刘晓东也提出：“说资本主义不好，可他们工人家有小汽车、冰箱、彩电，比我们强多了，这怎么解释？”
化工三厂的党团组织一方面通俗浅显地向职工们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一方面引导大家结合生动具体的事实进行讨论，着重弄清两点：
一是比什么。如果只是比当前的生产发展水平，我国确实是比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落后。这是因为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都经过了近百年到几百年的建设历史，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还很短，国家底子薄，人口又多。但是，如果比生产发展速度，我们则快多了。1950年到1970年是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最快的20年，工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5．5％，而我国从1952年到1981年的29年间，尽管经历过曲折和遭受十年动乱中那样的破坏，工业生产平均每年的递增速度仍然达到10．8％。顾军飞在讨论中开了窍，她说：“我过去那个比法不合理，要比较两种制度对生产发展的影响，不能只比现在生产水平的高低，而是应该在一定时间内看它们生产增长的快慢。资本主义国家的摩天楼、高速公路是在几百年建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要是也发展上百年，肯定要比它们强多了，这才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其他工人经过讨论也懂得了一个“起跑点”的道理。他们比喻说，就象马拉松赛跑似的，我们从头上开始跑的时候，人家已经跑到中间了，跑得再快，一下子也赶不上人家，因为起跑点差得太远了。但是有了速度快这一条，我们总是可以赶上和超过它们的。
二是怎么比。建国三十三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成功的时候，也有失误的时候。而青年职工“生在困难时期，长在动乱时期，工作在调整时期”。不少青年职工因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而分不清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在讨论中大家提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当时搞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勾当。过去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搞的那一套，都是同社会主义相违背的。现在我们人民的生活还不富裕，城市职工住房还存在困难等，这都不能记在社会主义的帐上。我们要比，就要比生产资料是社会公有还是资本家私人占有？比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还是搞盲目竞争发展？比分配是实行按劳付酬还是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比人民的社会地位是当家作主还是被资本家奴役支配？职工们把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拿出来比，思想就豁然开朗。他们说，只有从本质上进行比较，才能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职工们纷纷列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比较好的几个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建设发展的成果来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说，这几年，党和政府为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长期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趋于协调，农业经济欣欣向荣，工业生产稳步增长，住宅建设迅速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显著提高，市场供应呈现出二十多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从1978年至1981年，全国每个农民平均的纯收入从133元提高到223元，平均每年递增18．8％；全国城镇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平均收入，从644元增加到812元，平均每年递增8％。如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正舆论也不能否认。西德前总理施密特在对照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和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经济危机时指出，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能躲过这场危机。
这样摆事实、讲道理的民主讨论，职工们听得顺耳，觉得很“解渴”。青年工人刘晓东谈到，看一个社会制度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不能孤立地比眼前的物质生活水平，主要的还是应该看它们是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是不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他自己算了一笔家庭帐：1979年前，他全家5口人平均每月收入只100元左右，家里摆设很简单；现在月平均收入比那时增加了一倍，家里置了电视机、照相机、手表、自行车、落地扇、落地灯。他说：“这样一看，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谋利益是一点不假，才几年功夫收入翻了一番，要是我们国家生产搞得更好，那我们的日子肯定要更美了。”
民主讨论解开了人们思想上的主要“扣子”，也激发了人们对其他一些问题进一步分辨是非、追求真理的巨大热情。在开会的时候，在工间休息的时候，在上下班坐公共汽车的时候，人们把跟认识社会主义制度有关的问题一个个提了出来，引起的反应常常是很热烈的。为了搞清楚一个问题，有些职工白天跟人家争论得脸红脖子粗，晚上还回家连夜看书找论据，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这样一来，过去不问政治的一些工人，现在变成了关心政治的积极分子；过去在班里爱打闹的“小折腾”，现在变成了颇能说出些道理的“小先生”；过去开会一声不吭的“哑巴”，现在变成了大家称赞的“宣传部长”。总之，工人们爱动脑筋了，变得聪明了，通过讨论、分析一个个实际问题，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深化了，具体了。
目前在全厂职工中正在开展一个“我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做些什么？”的活动，工人们或者在刻苦地学政治、学技术，或者在积极改进本职工作，或者在利用业余时间做宣传工作，还有很多人在赶写入党、入团的申请书。一些工人说得好：过去我们看不清前途，现在就象航海时见到了灯塔，找到了目标，怎么能不鼓起劲来朝着这个目标奔呢！
要做艰苦的工作
采用民主讨论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教育，当然不是说可以放松领导。事实说明，化工三厂取得的成功，正是他们加强领导，努力做艰苦细致工作的结果。
第一，摸准青年职工的思想脉搏。在化工三厂的2，395名职工中，28岁以下的青年占了40％，他们更占到了生产第一线职工总数的70％，是进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教育的重点。开展民主讨论之前，工厂党、团组织通过谈心、座谈和“民意测验”等形式，对青年职工的思想进行调查摸底，了解到他们中间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有多少人是正确的，有多少人是不正确的，认识不正确的又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第二，培训一批骨干。厂里组织了有80多名党、团支部书记和部分青年、老工人参加的学习班，让他们结合自己和职工的思想实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问题，武装思想，先行一步，使他们在讨论中发挥“火种”作用。有些党、团干部原来埋怨青年工人觉悟低，不听话。经过学习，认识到不是青年工人不听话，而是自己水平低，难以说服青年。
第三，开展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辅助教育活动。他们根据职工们提出的问题，搜集、编写、印发了一批学习资料。邀请访问过香港的同志给职工们讲述资本主义社会的见闻，组织青年观看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电影和其他文艺作品。在民主讨论达到一定深度时，他们又在青年工人中进行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的“智力测验”和考试，召开汇报学习成果的交流会、联欢会。这些颇有吸引力的活动，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对民主讨论起了扩大影响，巩固战果的良好作用。（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