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鲁特西区大屠杀现场记实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连载

贝鲁特西区大屠杀现场记实
扎基·谢哈布
（三）
埃及妇女嘉纳特·载因·阿布杜拉迪夫，是埃及曼苏拉城人。她告诉我们，当她得知大屠杀的消息后，就逃到加沙医院（在萨布拉难民营）避难。在夏蒂拉难民营里，有一片区域成了罪恶的杀人场。在夏蒂拉难民营住着几百个埃及人和他们的家属。现在他们中的几十人已经失踪，在血肉模糊的尸堆中还能不时地发现他们的人。
另一名来自埃及的妇女，她叫艾斯利亚·阿迪亚·乌穆希。她正在和旁边的姑娘讲述她如何逃脱的经历：“星期四那天，我们在家里听到了激烈的枪炮声，我们想大概是‘民兵’同以色列人发生了冲突。晚上6点钟，我们正在夏蒂拉难民营的家里吃饭。这时，一个妇女抱着流血的孩子经过我们家，我们招呼她进来。她喊道，‘快跑吧，长枪党袭击难民营了！’她说：‘他们打死了我的丈夫和孩子，我拚命往外跑，我看见他们把男人们从避难室里赶出来。他们胸前有‘雪杉’标志，他们是萨阿德·哈达德民兵。’于是，我连忙带着四个女儿跑了出去。”
杰密尔·基瓦尼的妻子是黎巴嫩穆拉加人。她接着讲述了她的遭遇：“我们家住在俯瞰难民营的小山坡上，炮击开始后我们就下到隐蔽室里。晚上快到7点钟时，我的一个一岁零两个月的小女儿哭起来，我丈夫就抱着她走出了隐蔽室。武装分子发现了他，叫他过去并命令隐蔽室里的人都出来。他们让女人和孩子站在一边，让男人们站到前面，然后命令我们继续向体育城方向走。我们刚走了不远，就听到了枪击和喊叫声。我们说，他们把男人杀了。武装分子把我们押到科威特大使馆附近，命令我们上了一辆卡车开向东边的圣菲尔。在圣菲尔，一群站在那里的武装分子中有人问：‘为什么把女人弄到这里来？快把她们押回去！’于是卡车又把我们送回奥扎伊区。在奥扎伊我认识了武装分子中的一个穆拉加同乡，自称是‘乃伊姆·阿萨菲利’，他给我和孩子们送来了牛奶、面包和水”。
扎赫拉·穆萨是一位巴勒斯坦母亲，她的孩子阿伊达、穆菲德和姆艾因都死于大屠杀。他们用斧子砍死了穆菲德，又杀了他家里的其他人。
女护士艾丝玛·哈吉·哈桑是黎巴嫩人，她在属于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加沙医院工作。她说：“星期四中午到星期五早晨，我们听到了大屠杀的消息，一些医生护士纷纷逃离医院，女护士娜海德、男护士哈立德·奥斯曼和志愿人员萨利姆等人还留在医院。星期六早晨6点半，萨阿德·哈达德民兵和以色列人一起闯进了医院。他们抓走25名医生和一些护士，打死了志愿人员萨利姆。有一个护士在武装分子面前拉响了一颗炸弹，然后趁着混乱逃走了。他们问我的身份，我说我是黎巴嫩人。他们让我站在一边就走出去了。”
居民自卫组织的成员和救护队共同配合，继续进行抢救工作。救护队是由一些组织的志愿人员组成的，主要任务是在两个难民营建筑物的废墟中寻找并抬出尸体。
民防组织的负责人富阿德·拉斯丁对记者说：“在头4天里就找出约350具尸体，这些尸体都是从地下挖掘出来的。两天来我们按照幸存者揭示的线索，在认为罪犯可能埋尸的瓦砾堆和坑穴里寻找尸体。他们在犯下屠杀暴行之后企图埋尸灭迹，但是埋尸的痕迹依然显而易见，我们在废墟里挖出了大批死尸。我们探查了难民营的所有街道，然后根据难民营居民提供的情况，开始在他们可能活埋人的地方挖掘死难者的尸体。”
重型挖掘机正在废墟堆中清理瓦砾，寻找埋在下面的尸体。尸体挖出后排放在一起，让亲人们认领；那些残缺变型没人能辨认的尸体，只好掩埋在难民营的公墓里。
拉斯丁宣布，在救护工作开始阶段所找出的尸体中，约有十分之九是黎巴嫩人。由此可以证明有相当多的黎巴嫩人死于这场大屠杀。
在夏蒂拉难民营的街巷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袭击者在墙壁上刻写的字迹。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试图涂抹掉一些口号和名字，但这些字迹依然清晰可辨：“火炬从这里经过”，“比厄布达特（东贝鲁特基督教区）部队”，“贝希尔（杰马耶勒）死了，你们也别想活！”，“萨阿德·哈达德民兵和黎巴嫩长枪党从此路过！”，还画了一些长枪党的杉树标志。
大屠杀现场的恐怖使人想起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惨案”（注：法西斯德国屠杀无辜平民和战俘的最大集中营之一。从1940年到1945年，有400多万人在这个集中营惨遭杀害），以色列曾蓄意要为在波兰被德国纳粹杀害的犹太人报仇。然而以色列却先在贝鲁特拿巴勒斯坦人开刀……饮血者不会止渴！
（原载黎巴嫩《事件》周刊，朱梦魁节译）
（续完）（附图片）
在夏蒂拉难民营，大批巴勒斯坦人被集体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