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时代是文艺家的历史责任——兼评“表现自我”的创作主张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表现时代是文艺家的历史责任
——兼评“表现自我”的创作主张
陈仰民 何渊耀
文艺历来被称为时代的“镜子”。表现时代是文艺家的历史责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主张文艺家要积极反映时代，而不要回避时代的矛盾；要和时代结合，而不要脱离时代。在无产阶级文学的幼芽萌动时，马克思、恩格斯就以十分喜悦的心情，把那些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情绪、体现了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作品誉之为“时代的旗帜”；把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某些本质方面的优秀作品（比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赞之为“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他指出，时代变了，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文艺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其基本特性就在于它以形象反映时代生活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趋势。因此，反映时代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无疑是衡量作品的价值的尺度之一。
今天，社会主义文艺理所当然地要表现我们时代的精神风貌，真实地反映亿万人民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所作的英勇斗争和奋发昂扬的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当然，我们绝“不是赞成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而是主张将作品的生动性、丰富性同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创作出了许多洋溢着时代精神的好作品。去年以来，又有一批优秀小说问世，如《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燕儿窝之夜》、《改革者》等，这些作品，从实际生活出发，以高昂有力的时代旋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感情，动人心魄，催人奋进，展示了文艺创作的光明前景。
党的十二大号召文艺工作者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这是党和人民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我们应该立足现实，面对生活，努力表现亿万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伟大斗争，鼓舞和教育人民同心同德搞四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要“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
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同志提出了一些与这个要求不符的理论和主张，创作了一些与我们时代要求不合拍的作品。例如，有些同志提出“表现自我”的创作主张，将表现“自我”与表现时代对立起来；有的作家以“表现自我”为中心，写出了一些有悖于时代精神的、缺乏理想和高尚情操、流露了不健康情绪的作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深思。
“表现自我”的主张，把艺术的本质说成是“艺术家心灵的表现”和“主观精神的外射”，把“表现自我”赞之为正在“崛起”的“新的美学原则”。这种“原则”，主张文艺家“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去写……英勇的斗争和忘我劳动的场景，……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他们把文艺家的“自我”看成高于一切，认为文艺创作要发现的“新大陆就在我们自身”。
文艺创作表现“我”，本来是无庸置疑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经过物我渗透了的艺术形象必然具有“属人”的性质，不再是纯客观的东西，这种“人化”的对象不能不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新的充实”，以至艺术家可以“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文艺作品中不能不表现文艺家的爱憎、褒贬、抑扬和好恶，它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摹写，而是体现着文艺家对生活的感受、评价和愿望，其中的艺术形象，乃是文艺家思想政治倾向和道德趣味的形象的显示。艺术虚构在本质上就是艺术家从生活出发，根据自己的美学理想，对现实的再安排。“无我之境”在艺术创作中是从来不存在的。即使自命为对生活作纯客观描绘的自然主义作家，其作品对生活素材的取舍、对各种人物的褒贬，也无不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世界观。
应该说，“表现自我”的主张，强调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是对长期以来文艺创作中把人物性格简单化、类型化，鼓吹“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等左倾思想的惩罚；但是，由于它夸大了文艺的主观性，否认历史和现实对主观的决定和制约作用，否认个人精神因素的社会性，将文艺的本质、源泉和目的统统归之于主观世界，这就不能不陷入主观唯心论和唯意志论的泥淖。
怎样看待艺术与生活、艺术与人民的关系，是一切艺术理论的根本问题，也是区分唯物主义创作理论和唯心主义创作理论的根本点。历来唯心主义的创作理论都主张文艺创作要从主观“自我”出发，把艺术归结为仅仅是精神的产物。克罗齐说：“艺术的特征为心灵的活动”，“艺术即直觉即表现”，艺术美即“心灵综合”的结果。黑格尔说：“只有心灵才是真实的，只有心灵才涵盖一切，所以一切美只有涉及这较高境界而且这高境界产生出来时，才真正是真的”。在我国，早在三十年代，也出现过与表现时代、表现人民群众相对立的“表现自我”的理论，鲁迅曾给予有力的批驳。延安时期，也有过少数文艺工作者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倾向。可见，今天出现的“表现自我”的理论并不是什么“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而是我国文艺战线和西方美学史上早已有之并理所当然地受过批评的。
这里，我们想以若干或多或少受了“表现自我”理论影响的小说为例，进一步分析这种创作主张的特征及其社会效果。
有的作品，站在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宣扬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感情，歪曲社会生活的本质。例如，长篇小说《春天的童话》，把早已平息了的个人的离婚风波，用自传体小说形式来进行“自我表现”。作品自然主义地罗列生活的“阴暗面”，发泄自己对现实生活怨愤的感情。有的作品，不正确地反映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个人奋斗狂”当作“强者”来赞扬。例如中篇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描写的是一位青年美术工作者和他的妻子在“生存竞争”中的故事。作品把社会主义的竞赛与资本主义的竞争混为一谈，并把一种畸形的思想心理状态，说成是“铺天盖地而来”的“新时代的竞争之风”。作品所讴歌的似乎带有“悲壮”色彩的个人奋斗，但其奋斗目的、奋斗方式，实在与为振兴中华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南辕北辙。有的作品，描写逃避现实，皈依宗教，实行道德的自我完善的思想和行为。例如长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刻画一个经过生活的种种磨难后，变成了笃信基督耶和华的女青年。她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毫不动情，看破“红尘”，宽容一切，潜心于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身为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男主角李淮平，却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宗教徒面前，李淮平这个共产党员自惭形秽，也情不自禁地崇拜起那个造物主耶和华。“表现自我”的主张沉湎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的小天地，脱离特定历史内容和人民群众的火热的斗争生活。这篇表现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最终从宗教玄学中寻找个人主义的精神寄托的作品，也正是这种主张的反映。
我们指出上述这几篇作品的问题，只想说明，一个作者，那怕是有才华的作者，如果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创作思想陷入“表现自我”的迷津，其作品就难免会在文艺与现实、作家和人民、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相互关系问题上，在社会效果方面出现这样那样的偏颇。
我们不赞成“表现自我”的创作主张，并非想否定创作个性；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必须大力提倡保护和发展文艺家的创作个性。作家志趣爱好、性格气质不同，必然有不同的创作个性，只有尊重和保护创作个性，才能保证文艺百花园出现越来越多的、互不重复的艺术典型。“表现自我”与创作个性在内涵和本质上是互不相及的。
时代召唤文艺家，时代造就艺术佳品。跳出“自我”的小圈子，投入时代的大洪流，社会主义文艺的道路无比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