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中国哲学史不宜引证过多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写中国哲学史不宜引证过多
王生平
引文过多，是有些中国哲学史著作（或文章）的通病。有的引文与正文比例为一比一，个别的引文竟超过正文。只将古人的文字大段大段的抄录，既很少解释，也没有什么分析。尤其是有些号称“简明”或“通俗”读本的著作，因引文过多，而又不详加注释，欲简明反而复杂，想通俗倒更古奥，令初学者望而生畏。
中国哲学史著作之所以引文过多，一个原因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历史较短，而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版本的真伪、产生年代的早晚、字句、注疏的正误等又呈现非常复杂的情况，一时不容易理出头绪。因此，如何研究中国哲学，从拓荒到现在，基本上还未完全脱离考证的门径。而要考证，引文是短不了的。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的《自序》里说过：“写哲学大纲，不宜多引过去哲学家著作之原文，即是写哲学史，其实也不宜引得太多。然而关于中国哲学，却也有一种特殊情形，即是，在现在，中国哲学的研究，尚没有脱离考证的阶段。”
张岱年先生的这段话是一九三七年写的，距今已有四十多年。四十多年来，尤其是解放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主要的已经不是考证（必要的考证当然还是需要的），而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深入研究、分析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形态和特点、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以便分出精华和糟粕，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但是方法和观点尚未得到很好的统一，观点是新的，方法是旧的，这就仍然是一个矛盾，应该想办法克服它，把哲学史的研究推向前进。
有些同志的著作多引原文，以致造成了一种误解，似乎少引就没有学问。其实，如果张三写一篇关于孔子的文章，引了不少孔子的话，李四写关于孔子的文章，照样抄录一通，赵五写，还是那些材料，这不是炒冷饭吗？怎么能算是“有学问”呢？只有能提出新的解释和分析，作出新的评价，才是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工作。
要减少不必要的引文。在这方面有些同志带头作了不少工作，还必须靠大家的努力才能改进。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想引起中国哲学史界的重视。